认为科斯忽视了经济学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并认为明晰的产权对于大型经济组织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故私有大公司和公有大公司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委托—代理问题。中国国企和国外公司最大的区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面临的是竞争环境，而中国国企面临的是权力支配，即如何取得垄断地位。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建立新型企业文化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鱼与熊掌是所有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难题。张宇燕举了一个打篮球的例子。三个中国人去打半场篮球，遇上四个美国人，美国人连话都不说就按罚球结果淘汰其中之一，完成四择三。如果是四个中国人，很可能以协商、争论等方式或者讨论后经大家同意用罚球方式四择三，但协商讨论本身要损失效率（时间）。也可能以谦让方式，但谦让除损失效率（时间）外，还可能在心理上播下日后不和的种子。最糟糕的可能是“二桃杀三士”。而美国人凭其对篮球规则的默契和习惯则可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因此，如何形成公平与效率相得益彰的行为规范习惯至关重要[13]。

转换管理模式，建设新型企业文化，还必须弄清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责任问题和伦理问题。政府以GNP作为衡量自己领导现代化的标志，然而，中国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提高，其代价是高昂的。有人不无讽刺地说：GNP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说是自然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就拿一次性筷子来说，森林覆盖率为69%的日本不生产，靠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出口，而中国在1998年一次性筷子为450亿双，年耗木材166万立方米，出口日本、韩国的就150亿双。2000年的沙尘暴，总算使人有所警醒。建立市场体制，首要的尚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当政府在“发展压倒一切”的主导思想下运作时，畸形的发展（如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伦理失范的发展（如地方保护和制假泛滥的发展），就成为急于富起来的人们的文化范式。

建设企业文化，涉及到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不同看法。所谓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下的两种管理模式。现代讲计算机的，都熟悉IBM和微软，但是，它们二者在管理上的差别是巨大的，代表了两种企业文化，自然也就代表了两种管理模式。大体上，IBM、福特、通用，就相当于中国的石化总公司之类，其文化和管理可以称之为福特主义；而硅谷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关村，其文化和管理可以称之为后福特主义。

在福特主义模式下，生产过程和决策过程、技术操作和管理操作是分离的，生产者甚至包括绝大多数管理者，被安排在大型组织的各个不同部分，彼此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分工合作体系，等级制度较为明确，按专业化原则进行组织和运作，组织对职工是封闭性的，生产者不管销售，销售者不管生产。组织与组织之间，通常有着明确的界限，即使是具有协作关系的组织，也会泾渭分明。

在后福特主义模式下，组织具有高度的分散性，一般人数和机构规模都不大，组织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尽可能追求管理的平面化，决策和生产融为一体，无所谓一线二线和决策生产之间的严格界限。其组织是网络型的，不但不独立封闭，而且互相嵌入。

北京的浙江村和中关村，对于中国来说，其在管理上的文化意义不下于美国的硅谷。它们都是创新型企业的管理模式。项飚认为：“中关村是电子一条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档服装为主导产品；中关村起源于‘敢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员，‘浙江村’的开拓者乃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几个农民。但这些都不最重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样组织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与中关村，以及和中关村的目标模式——美国硅谷走到了一起。”如果中关村的某一个小公司迁出，或者浙江村的某一户离开群体，那就很可能完蛋。

本来，美国的硅谷也不是像我国那样人为搞起来的“高新技术区”，而是自然形成的，并逐渐取代了东北部的128公路区。在这里，并不是技术因素决定了硅谷的兴盛，硅谷的技术并没有超过128公路区，有人把硅谷的兴盛归功于斯坦福大学，而128公路区附近就是波士顿的大学区。专家认为，硅谷的秘密，是它的组织模式。

据项飚的研究，在浙江村，进入机制很简单也很特殊，就是关系。当他在浙江村深入下去后，几个朋友开始劝他做生意。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技术，但他们根本不当回事。“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钱好说，生意上稍微带带你，就起来了。”进入的条件并不是资本，哪怕身无分文，但只要具备一定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很快就会发展起来。恰好与硅谷的情况一样，大学刚毕业甚至还在校，随便找个小房子就去设计程序。这种情况下，知识和经营能力的作用超过了一般企业所需的资本、设备、劳动力和后勤服务系统。一旦进入，就可在其中的网络（松散组织）获得生产要素（不一定非要自己所有）和营销渠道。浙江村的这种网络，就是在充分利用亲戚、老乡、客户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销关系。而硅谷的网络中，小酒吧、小餐馆起着重要角色。“皮包公司”对于规范经营来说可能是致命伤，而对于创新经营来说可能是新机制。

浙江村模式，非常适应创新活动。一个新的服装样式，从流行到退出市场只有几个月。一条新式裙子刚上市50元，一个月后就成了10元。而硅谷模式，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超额利润来自创新，但一个创新吃不了多长时间。因而，这种组织必须更加开放，具备高度弹性，可以随时调整产品甚至调整方向，同时必须加大在创新上的投资而不是加大生产上的投资，以新产品为生产中心。包括在北京拣垃圾的河南村，从模式和体制上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在这种组织中，可以获得不同地区市场需要的信息，可以协调经营中的风险和责任，并可以借助其远程辅射能力（由place到space）形成经营空间。相形之下，浙江村的辅射能力较强，而中关村由于受正规化及行政框架的影响，辅射能力较弱，还停留在以place为主的阶段，其他各地政府建立的高薪技术区或科技园，基本是place，远未达到space阶段[14]。

我国的国企，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没有形成严格的福特主义管理模式，组织涣散，效率低下，权责关系不明等问题随处可见。而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又人为排斥后福特主义模式。特别是在政府意志支配下、违背经济活动规律的“某某一条街”，力求整齐划一和正规化的“某某开发区”，在一定程度上又压抑甚至扼杀了创新经营的活力。

三、创建中国的管理学

1.从经验走向科学

从经验走向科学，是创建管理学的必经阶段。在美国，表现为泰罗主义的兴起。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阶段主要表现为告别经验管理模式，以科学取代经验，经过经济高速发展，在社会的不断陶冶下，泰罗主义表现出了相应的局限。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戴尔、杜拉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兴起，管理学又开始重新向经验寻找理论支持。经验学派对经验的重视，并不是简单地向经验复归，而是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后的螺旋式上升发展。

在我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没有经过泰罗式的洗礼，管理行为长期建立在经验模式的前泰罗形态基础上，因此，管理学的研究尽管在方法层次上有可能超出泰罗层次，但在学理层次上却不能超出泰罗层次。包括一些很有名的管理学著作，也以大量篇幅进行经验性描述。在管理的实际操作领域，表现为对杜拉克的理解偏差和推崇；在管理的学理研究领域，表现为对法约尔体系的过度模仿。

中国管理学界对杜拉克在理解上操作着比较大的偏差，特别是对杜拉克的目标管理方法更是如此。目标管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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