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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工业化国家经过了长期的科学管理洗礼，专业化的经理阶层早已形成并在社会中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劳动者素质有了长足的提高等前提下出现的。因此，杜拉克特别强调组织协调，认为目标管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对管理工作的协调上。杜拉克在经验层次上认识到：协调比分工更为困难，一体化比差异化更为复杂。在现代企业中，存在着三种“歧向力量”，即专业分工的差异、等级的差异和想象力的差异。其中每种“歧向力量”都潜伏着使组织内部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目标管理能够有效地把管理人员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总目标联系起来，以避免发生上述矛盾和冲突。目标管理的实质，是员工参与管理和自我管理，它能导致和促进管理者、生产者自控能力的发展。传统管理学派主要以工作为中心，往往忽视人的主动和能动作用；行为科学往往过于强调人，易于忽视人与工作的结合。目标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把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方法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法统一起来，使职工既了解工作的意义，又掌握个人的成就方向，既强调工作成果，又重视人的发展，这正是目标管理的特点所在。所以，目标管理不能盲目推行。如果没有科学管理的基础，没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采取目标管理方法就很有可能使其变质，造成不管式的或自由放任式的无管理状态。而中国的目标管理，往往忽视了其协调一面，过分强调其自控一面，使得目标管理在中国成为上级领导放弃或推卸自己管理责任的遁词。
法约尔体系之所以在中国得到广泛认同，一个重要因素是法约尔理论所特有的常识性和经验性。对于法约尔这种学理上的不足，西蒙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组织行为的角度出发，西蒙对古典管理理论，特别是对管理过程学派的“原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西蒙认为：“流行的管理原则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它们像谚语那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原则来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看来同样有道理、同样可接受的对立原则。虽然这些成对的原则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工作建议，可是，管理理论却根本不顾这个问题，根本不谈对立原则中究竟哪个适用。”[15]并且，西蒙还逐个分析批判了一些常见的原则，如专业化原则、命令统一原则、管理幅度原则、部门分工原则等等。我国的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西蒙的这种批评予以必要的重视，恰恰相反，我们所重视的，正是西蒙所批评的“谚语”部分。现行的国内各种管理学教材，多数都以法约尔（或孔茨）的基本框架作为自己描述模式，比较看重法约尔的经验总结型原则，而法约尔对管理问题较为深邃和富有洞察力的学理分析，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真正从学理层次研究管理问题的，如西蒙，则没有得到管理学界的应有重视，特别是西蒙关于管理行为中价值因素与事实因素的区分，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探讨，关于组织行为的犹豫-抉择模式和刺激-反应模式研究以及组织在行为习惯形成中的作用等等，在我们的管理学著作中，则往往被忽略，而较多地关注西蒙关于决策程序的技术层面研究。即使对杜拉克，我们也往往只重视他的操作层面，《有效的管理者》在中国的发行量以百万计，而真正代表其思想高度的《管理实践》则很少有人注意。
随着西方的后工业化，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注意从东方思想的经验层面探讨解决西方“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问题。由此而给中国的部分学者造成一种错觉，把经过“否定之否定”发展后的POST追求，当作直接采用东方思想的PRE方式。我国一些学者对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寻找“后现代”管理理论本原的过分热衷，就是这种错觉的表现之一。
中国管理学的建设，不在于寻找解决“后现代”问题的方案，而在于探讨“前现代”遗留问题的医治药方。因此，中国还必须走由经验到科学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需要艰苦的探索，花费气力较大，但却不可能绕过去。试图急功近利式的直接由“前现代”跳跃发展到“后现代”，极有可能走更大的弯路。
2.防范科学主义误区
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精确化、严密化的追求，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外皆然。1974年，经济学家布林德（Alan Blinder）在《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了《刷牙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Brushing Teach）；1976年，伯格斯特隆（T.C.Bergstrom）在同刊上发表《寻找更深的睡觉经济学》（Toward a Deeper Economics of Sleeping）。两人对热衷于建立数学分析模型的学术方法进行了嘲讽。布林德以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论证收入与牙齿洁白程度紧密相关的人会在刷牙上多花时间。伯格斯特隆则针对霍迪里的睡眠经济学效用函数模型（该模型建构了日常消费和花在床上的时间两个变项，依据经济学基本的个人极大化效用原则，论证了最为明智的选择是每天睡8小时），添加了非工资收入变项，得出结论为最佳选择是每天在床9.231小时。伯氏揶揄道：1.231小时的差异可能是在床上但非睡眠的活动时间。在管理学上，有不少学者要么是为了自己的文章更有说服力，要么是害怕显得过于“浅显”，要么是为了掩饰思想的缺乏，往往热衷于类似这种刷牙学或睡眠学的研究，而且动不动就拿出数学模型来。其实，西方在管理科学兴起之后，经验主义的杜拉克，决策学派的西蒙，都对这种所谓的学问予以否定。杜拉克针对管理理论的过于繁杂琐细，明确宣布要向经验靠拢，追求理论的明快简洁。西蒙则强调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人们的刺激反应和习惯行为上。
中国的管理学处于初创时期，因此，有不少人偏向“建构”而忽视“解构”，一味追求理论的完整严密，特别是对数理方法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似乎离开高等数学和计算模型，就不能算是管理学。一讲预测，就是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而完全忽视非定量的臆断预测即使在发达国家的管理中也占据绝大比例；一讲决策，就是数学模型和矩阵运算，而完全忽视经验智慧以及非量化的价值判断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诚然，数学是管理学研究的有力工具，但不是唯一工具，更不是高于一切的工具。这种偏向如果得不到纠正，就会使中国管理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作为显学的经济学，在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后，热衷于数理研究，确实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所出现的只有数学“是惟一的科学”偏差，值得管理学界引以为戒。如果管理学由学术走向只追求自身体系严密的“屠龙术”，将对中国的现代化极为不利。杜拉克称，组织是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是为了符合逻辑，管理的着眼点在于目标，而不在于过程。这一告诫，值得我们注意。
管理学的建设，应当做到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价值评判和工具评判并重。必须认识到，我国现在管理学界比较重视的管理工程、管理科学研究，基本上属于应用层面和工具层面，而不是管理学的整体。如果沿着这条技术化的道路发展下去，很可能使我国的管理学出现较大偏差。真正的科学，只有跳出科学主义的误区，才能健全发展。
3.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相结合问题
如果能够做到严格意义上的价值中立，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色问题。但是，管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排除价值问题。因此，探讨中国管理学的特色问题，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所谓中国特色，绝不是对普遍规律的排斥，而是普遍规律与中国文化的嫁接和渗透。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从80年代起我们就有不少学者重视日本Z型文化的启发，注意到了管理学的国别差异和地域差异问题，特别是文化差异问题。但是，对Z型文化的重视，对威廉·大内的推崇，决不能代替对中国国情的探索。不少管理学著作，是把威廉·大内的Z理论作为一种我们可以“模仿”的模式，而不是借鉴Z理论的方法创建中国自己的管理文化，重视了 上一页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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