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以及多家著名的医学院。不论是哪一种体制的学校，都有成功的经验。50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由体制多元化变成了教育部的一统天下，所有的大学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教育质量普遍下滑，“大学精神”荡然无存。近来实行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的合并，重新创办综合性多学科大学，只是否定了院系调整的部分内容，院系调整的更大失误——行政集权、国家包揽，尚未受到彻底批判。

与其让越来越多的国内生源流向国外教育市场，不如向世界打开中国教育的大门。应当允许中外合资与外国独资办大学、办分校。应当高薪聘请国外各学科的大师到国内讲课任教以至担任院长校长，而不仅仅是请一些语言教师。同时，也应当允许国内的私人和社团开办大学。通过（所得、遗产）税法上的奖励政策，吸引国内企业和私人向教育事业投资捐助。

2.权利平等基础上的权力分散化

受教育的权利属于基本人权。每一个中国人，不分地区，不论城乡，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享受底线水准大致相同的教育服务，在高等教育阶段应享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以及助学金和教育贷款方面的同等保障。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这种两极分化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各国的经验证明，发展落后地区的最佳途径既不是向穷人分发生活补贴，也不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上的大规模倾斜，而是增加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入，使那里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下列事项应当尽快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首先，明确规定教育事业费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低限额；其次，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支出大幅度地向义务教育倾斜；最重要的，是确定全国统一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年度最低标准，由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剂，按学生人头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富裕地区的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追加自己的补充标准。

中央政府的职责是保障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和权利平等，具体的教育管理则应下放到地方。应当在街道和乡镇一级设立学区，让选民直接选举由居民代表、家长代表和学校代表组成的学区管理委员会，全权负责辖区内各中小学校的管理，包括预算、人事和教学管理。

3.教育多样化

实现教育管理权力分散化以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的多样化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已经有少数省市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试点；将来，不仅各省、市、自治区可以有自己的推荐方案，每一个县市和学区也可以自行决定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作法。各种不同的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争相斗艳，将会出现一个竞争性的教育市场，通过优胜劣汰，提高全民族的教育质量。

教育多样化也意味着学校教育向社区教育和其他非学校教育的延伸。这就为新型教育服务产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4.机构自治化

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更多地取决于城市自治而非村民自治，教育机构自治而非企业职工自治。大学等教育机构实行自治，可以视为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积极尝试。

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校内领导体制。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全校教授会选举评议员、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项；学系教授会推举本系主任。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教授会互选的若干名评议员组成；职权包括：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系及校内各机关的设立、废止及变更，制定校内各种规则，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等）各种常务委员会，审定预算决算，授予学位，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的任免，议决其他重要条件。由校长主持、教务长和各学系主任（后来是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这套体制的核心是教授自己选出的评议会，国立大学的校长虽然是由政府任命，但他是通过评议会来行使职权的，在评议会中他不享有否决权，完全尊重多数评议员的决定。

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体制，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从制度上保障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体制也完全合拍，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通过教授党员在教授治校体制中发挥作用，这也是时代的新要求。新时期对党的工作的更加高级的目标。学生自治是教授治校的一种补充机制，既有利于师生沟通，一起完善校务管理，也有利于学生在自治实践中养成公民德性，为在社会上行使民主权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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