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人数，日本79.6人，美国74.3人；1996年的中国只有6.8人，人数既少，质量更差。培养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这只能表明教育的不尽人意。

1949年前后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自愿回国效力，而现在却有几十万留学生滞留海外，无意回桑梓服务。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高校简直成了国外著名高校研究生院的预备班。尖子人才留不住，回不来，与半个世纪前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接受教育最多的人反而缺乏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名校，不是在针对中国的产业界、公务人员和社会培养务实的人才，传授真正的知识，他们在学校所学与现实的中国社会实际完全脱节，实际上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面临的是两个选择：要么去国外深造，实现自己从小被培养起来的成为科学巨人的梦想；要么走上社会，从头学起，抛弃一切在学校里学得的知识甚至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在中国这样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渴求着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学生的分配却越来越难。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现代知识的传布仍然是在民间、在实践中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说得尖刻一些，我们的大学教育，对这个民族是一种奢侈的浪费。当然，这不全是教育系统的责任。十多年前，国人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美国人对本国基础教育批评甚多，对东亚国家的基础教育则赞赏有加，那时还可以有一丝安慰：即便高等教育比不上你，基础教育总算不比你差。现在出国的人多了，对于国外的真实情况更加了解，就连这点自我安慰也无法保留了。就算中国孩子在幼儿园学的算术就足以应付美国小学一二年级的算术课，就算中国小学生多位数乘除法的演算能力为美国同龄人望尘莫及，那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难道有计算器不用非要笔算才叫聪明吗？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二年级小学生可以独立做“研究”项目，从图书馆借阅十几本相关图书后，分几个小标题写出好几页纸的“论文”；初一学生可以在独立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老鼠有决策能力吗？》、《音乐（古典音乐、乡村音乐、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这样非常专业化的研究报告；令中国的大学本科生都会感到汗颜。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没问题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从中小学到大学培养的都是“贝多芬”（会背就能多得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当好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螺丝钉”，难以经受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中激烈竞争的考验。中国至今制造不出自己品牌的高级轿车和干线民航客机，既是因为缺少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师、工程师，也是因为缺少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的合格技术工人。

比较古今中外的教育，不仅要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而且要评判其公平程度。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以及“映雪囊萤”这一类的典故，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相当的公平性。美国教育的公平性，获得了权利法案以及教育贷款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以至出现了所谓的“逆向种族主义”（譬如考试成绩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试成绩好的白人优先录取、录用、提升等）。但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正却渗透到教育系统的血液中，成为见怪不怪的常规。在全国范围内，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其他省份要低上百分，北京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其他省份考生多好几倍；在一个地级市的范围内，市区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比郊区和辖县低几十分，城市考生的录取机会比农村考生多好几倍。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而个别成员地位的升降循环则有利于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受教育机会本身的不平等，再加上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则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从而造成社会紧张，危及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

举世公认，日本是非欧美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得以实现现代化，依靠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有效率的政府则需要一支精干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来推动，而这支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很多成员均来自东京大学。所以归根结底，是以东京大学为最高代表的日本教育系统为日本的行政和政治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回过头来看中国，与日本的东京大学地位相当的北京大学五十年来为政府提供了多少人才呢？十分可惜，这所大学历年培养的优秀人才不是右派分子就是“5.16分子”。现在中国政坛的活跃分子极少文科和法政出身，几乎都是半路出家的理工科出身，这如果不是中国文科和法政教育失败的标志，就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体制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征服。
三、民间社会与公共舆论匮乏的重要根源

把现代性片面理解为“合理化”，把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国内外学界对此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掌控下，中国教育系统中却弥漫着一种工具性的理念，甚至从人文教育扩散到科技教育。“教育为……服务”的宗旨，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教育只能是贯彻党和政府意图的一种工具。经过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教育格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已经在握，又有苏联老大哥在各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学校师生——全社会最活跃的一部分精英只须改造思想，破除杂念，学会当“驯服工具”就可以了。校内外的自由交往、对话和碰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创新与传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统中这类交往性的活动和功能，已不被“新社会”所需要。既然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推动者，全能主义架构中的“单位”成为一切社会合法组织的母体，教育系统作为各种民间组织枢纽和公共舆论重镇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合时宜了。这种功能的衰竭，对于全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如果不是“反右派”和“拔白旗”运动彻底清除了教育系统中一切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跃进”时期种种“放卫星”的闹剧便是不可想象的。

长期以来，乡村教师都被视为社区的舆论领袖，与社会恶势力抗衡的清流。当年中共地下党在乡村中发展组织，首先找的也是这些人。但是，昔日读书人很少出身于赤贫的农家，不是地主便是富农的子女。经过土改、镇反、肃反、四清以及“文革”中的贫下中农“上、管、改”，乡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地位及影响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作为农村现代化传播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不再被看重，监督与批评村社干部更是不被允许。从过去一些苏联和日本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公派教师在农村可以成为地方权势的抗衡者；而根据现行中国教育体制，农村小学基本上都是村办小学，教师一度多为“民办教师”，他们的饭碗掌握在村社干部手中，巴结都来不及，监督抗衡又从何谈起。国家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极度短缺，农村教育机构和教师的弱质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滞后的重要根源。

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欧美大学中流行的同学会，则是现代社会许多民间组织的源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但在1949年以后，大学中这种极其可贵的交往传统却迅速泯灭了。北京大学的牌子、房子乃至某些遗老遗少尚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精神”已难觅踪迹。除了在诸如“拔白旗”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局有组织地发动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教师和干部，学校总是严格地限制学生自办的墙报、油印刊物和讲座，以及自发组织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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