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的红卫兵也不过是“奉旨造反”。故而其鲜明的反现代性，仅使这些年轻人给国人留下沉痛的创伤，而丝毫没有关于民间自主组织的任何历史经验的遗存。当前，随着国家包办一切的总体性社会的逐渐解体，民间社会正在浮出水面，但是，民间社团正常运作需要一种良好习惯和组织经验的支撑，当人们不能从教育系统中获得这种习性时，便只能从失败的实践中逐渐吸取教训，这势必在民间社会形成初期造成一种社会畸形，使黑社会作派和黑白两道混杂蔚然成风。

不少学者曾建议，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逐步推进，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教育系统率先实行民主，显然是一个最适当的选择。但是，教育界的一些人却把民主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宁肯让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先民主、自治，而不肯让文化素质高的大学师生先民主、自治。“村民自治”已经在中国实行了十多年，而“教授治校”至今还是“右派分子”的“痴心妄想”。

当年大学中的名教授如胡适、傅斯年，同时也是社会的舆论领袖；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曾把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轰出了政府。而同样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仅仅因为在人口政策上与领导人意见相左，便被批判撤职；威望不如马寅初之流，就更加噤若寒蝉了。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因为教授的饭碗不是掌握在有资格评议自己的同行手中（国外名教授通常是终身教授，谁也不能夺他的饭碗）。

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大学教授、校长、博士进入了国民政府。在当今的台湾地区，无论是即将下台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就要上台的民进党政府，都有半数左右的政务官来自教育系统。至于美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之流在学界和官场进进出出，更为人们所熟知。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教育系统和政府之间建立密切联系，把前者产生的新思想、新血液随时输入后者，打破道统和政统的隔阂，使政府始终保持一种对社会的敏锐感觉和活泼生气。但是在中国大陆最近五十年中，除了教育部和科学院，从大学校长和教授中产生的部委首长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就是副部长级官员，也几乎全部是民主党派出身的人物。在学校和官场之间存在着政治文化上的鸿沟，书生气与官场作派完全不能共存。以学者本色从政简直不可想象，能够进入官场者通常是学者中的异类，但这样一来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而只剩下一点象征性。

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系统的职能不仅仅是培养“劳动者”，也不能满足于培养出“高科技人才”，而是要通过它的目的性和交往性活动，提供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组织得以产生的温床，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行政、人文、科技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用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就更能感受到五十年教育的失误。

四、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素质教育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教育界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国教育的病根，绝不限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层次。要振兴中国教育，必须重新检讨教育的根本宗旨，全面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系统的基本目标，应当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素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中国公民。关于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等，人们已经谈过很多，这里侧重讨论以下几点：

1. 传统教育

做中国人首先是要有一颗中国心。所谓中华民族，主要不是种族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种族、语言上的差别并不妨碍形成多元一体的、和睦的民族大家庭；没有这种认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也会闹分家、闹独立。真正的认同必须出于自觉而不能靠强迫，而这种自觉心只能在优秀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形成。应当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份量。传统的教育不是让我们的学生记住朝代的名称、年限，也不是让学生认识到所谓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民族的独特，了解它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格，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国家教育或者说国民教育。

2. 公民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偏颇之一就是专制主义，所谓“君权神授”，把“忠君报国”牢牢地捆在一起。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讲“新民”教育，就是要把“忠君”和“报国”拆开，抛弃臣民意识，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民意识。但是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后，中国的公民教育出现了一次历史的反复。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从“天授”、“神授”转为领袖对真理的“先知先觉”以及通过革命拯救“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的神圣天职。主权在民落空，宪政、民主、自由被推迟到训政、强国、富民之后。由于没有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民众的民主素质也就永远提不高，由此造成一个关于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培养的悖论。因此，国人必须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进行“新民”教育。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办法有千条万条，实行公民教育应当是最重要的第一条。

3. 博爱教育

所谓具有世界眼光，首先是要有人类一分子的意识，要有人道主义的博爱胸怀。在世界其他国家，博爱教育主要是由宗教教育承担的。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漠，没有发达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氛围，更应当在普通教育中始终贯穿博爱教育的红线。鲁迅曾指出：在国人意识中，“异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一家的意识（传统意义上的四海一家是指华夏文化的一统天下，而不是多文化的共同体）。“多有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谈论全民之爱、人类之爱成为禁忌，刻意强调的尽是阶级仇、民族恨，使得人道主义的传人更添悲哀和忧虑。在人类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强盛起来之时，“这种‘合群爱国的自大’的国民”能否使自己的眼光和胸襟开阔起来，以人道主义的平等态度来拥抱整个世界，关系到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呢还是凭借实力与之对抗。

4. 军体教育

不论是选择与世界合作还是对抗的道路，首先都要保障未来的国民具有健康的体魄。用上个世纪初先贤的说法，就是要注重军国民教育。在瑞士、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这些现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全民兵役制。中国大陆人口太多，不可能让每一个青年都有服兵役的机会，但很有必要加强学校中的军体教育。中国城市中的孩子大部分已经是独生子女，受到家庭几代人的宠爱，独立生活能力比较差。组织野营拉练、野外生存训练、抗灾救灾训练等，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防范可能的灾难，具有极大的好处。

5. 可持续发展教育

作为地球村民，应当具有保护地球生物圈的生态意识；作为中国国民，应当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大国同时又是（按人均水平衡量的）资源小国。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先破坏环境，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治理环境。因此尊重自然、爱护环境，对于国人来说不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且还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这种观念必须牢固地在下一代国人中树立。

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应吸取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不要幻想事先能够设计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也不要指望权威部门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具有生命力的改革实践只能从打破行政垄断入手，放开搞活，多元化竞争，优胜劣汰，经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摸索，最终形成既与世界先进经验接轨又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教育体制。在回顾和检讨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1. 体制多元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一种体制多元化的格局。在著名高等学府中既有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省立大学，如山东大学；还有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也有外国教会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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