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就市民社会范畴本身而言，马克思明确指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整个市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这说明马克思已明确意识到，市民社会本身具有层次性。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这一分析性质具有根本性的方法论意义，它有助于马克思锁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劳动的基础地位，这两个“锁定”对马克思思想体系形成的意义，怎样评价也不会过分。第二，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社会生活领域区分这种分析性传统的同时继续前进，进一步分析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层次性质、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性质等。这是马克思摆脱局限于黑格尔市民社会范畴的困境，找到和提出人类社会历史概念的关键，而上述分析性内容，恰好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历史概念中的基本构成要素。
    综合性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中具有综合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黑格尔在法哲学的学科范围内谈论市民社会问题，同时，他还涉及和应用了政治经济学知识。马克思正是受到黑格尔这一做法的启发才意识到理解和解剖市民社会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由马克思的研究实践我们得知，他在“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总是伴随大规模且勤奋认真地研究历史，而哲学始终是马克思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演化中的主旋律和主心骨。这种情况导致了三个结果的出现。
    第一，与黑格尔谈论市民社会问题相比，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时所依托的知识背景要远远大于黑格尔，这一点在历史视野上就可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二，仅就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成果看，黑格尔同样不能与马克思比。从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中捕捉出多少有用的信息，与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有关，与研究者的才智和努力程度有关，更与研究者所依托的学科知识多少和宽窄有关。黑格尔和马克思同样地面对市民社会问题，结果又是如此地不同，或许我们能够体会到学科知识宽广的威力。第三，学科知识宽广是市民社会范畴的内容中具有综合性质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多种具体表现出来的综合性质，“解剖市民社会”的结果不仅仅是纯而又纯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仅仅在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小话题的范围就可看出，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及其结果中有着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哲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经济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一句话，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这三个学科在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研究的特定需要各有侧重，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它们始终综合地为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服务。
    逻辑性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具有逻辑性质吗？以往人们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研究中不关注这一问题。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进而不研究和说清这一问题，会对全面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造成伤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是他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核心概念，但进入实际“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我们便不能这么说，因为那里的根本性概念是人类社会历史。作为核心概念的市民社会范畴是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抽象和概括，在这里，市民社会范畴具有了第一层的逻辑性质。当马克思不满意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命题时便反其道而行之，判定黑格尔命题的正确与错误，依据的是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但改正错误并以正确的命题取而代之，则是十足的逻辑行为，因为概念已展开为判断。这便有了第二层的逻辑性质。颠倒黑格尔的命题之后，马克思又提出了两个与黑格尔根本对立的观点，一是劳动人民主权论，二是劳动者及其劳动才是市民社会整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叙述并不连贯，这是由于不得不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章节次序走造成的，但把马克思的观点放在一起，便是相对工整的三段论推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劳动者及其劳动，所以，劳动者及其劳动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或者说，劳动者及其劳动决定国家。正是因为如此，人民(劳动者)主权论才是唯一成立因而正确的命题。这便有了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中第三层的逻辑性质。
    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中逻辑性质的意义何在？第一，马克思在逻辑的层面抓住、运用和展开市民社会范畴，使他能尽快超越于《莱茵报》经历的具体感受和困惑之上，从一般意义上抓住当时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本质，看到它的客观基础，要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哲学层面的问题，获得的结果是哲学层面的结果，马克思的思想行程起步时就高屋建瓴。第二，这种哲学的层面使马克思在“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升华的结果是一旦时机成熟就用人类社会历史范畴代替市民社会范畴。第三，既然市民社会范畴处于核心逻辑地位，当然就有深化和细化的必要。马克思深化和细化市民社会范畴的结果是发现了比市民社会范畴更基础、更根本和更重要的劳动范畴，自此后，马克思有了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对应的新的核心范畴。不管是从人类社会历史角度看还是从各个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角度看，劳动范畴首先是社会历史的起点、基础和本质，同时也是相关社会历史逻辑的起点、基础和本质。
    价值性质。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不讳言自己为贫苦农民声辩的价值立场，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批判的动因之一也是上述价值立场在发挥作用。价值立场伴随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全过程，他的市民社会范畴中具有价值立场的性质天经地义。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他的价值立场是普通劳动者本位论和基础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文中，有关普通劳动者的价值立场进一步具体化，虽然概念推演的成分多于经验事实归纳，但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毕竟已基本确立。到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有了两个。理论支撑点，一是哲学上的论证，如异化劳动理论和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观的提炼和升华；二是有了无产阶级存在境况经验事实的归纳和运用。这说明，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问题，价值立场既起到了外在的推动作用，又是市民社会范畴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中的价值立场对他说清市民社会范畴起作用了吗？这是一个涉及复杂理论问题的发问。在马克思那里，保持特定价值立场和准确、全面与透彻地说清研究对象二者之间是完美有机地统一，马克思并没有因自己的特定价值立场而影响甚至损害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理解和说明。只有顽固不化或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不识时务地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经济学研究，要说清事实就必须放弃或剔除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这种论调的代表者，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西尼尔，当代则是费里德曼。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摈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立场是唐·吉诃德与大风车搏斗的“勇敢”行为，在终归失败的同时，还会成为笑柄。
    过渡性质。在我国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曾有过学术争论，这就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地位问题。由于这一争论局限于成熟与不成熟、使用与不使用的层面展开对话，结局只能是无果而终。成熟与不成熟都为意识形态性提法，这种提法容易使所要研究的对象及其研究结果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是使真正应该研究的问题被掩盖起来，起码是不能使之清晰化。1848年以后，马克思使用市民社会范畴的次数少了，这种“少”有两种情况，一是真的少了，二是使用了但被中文译者译为“资产阶级社会”。无论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不说明马克思不使用或少使用市民社会范畴时思想就成熟，否则就不成熟。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过渡性质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是含义和功能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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