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马克思当然有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不是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终结者，而是革新者和发展者。
如果我们扩大视野，把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全部结果都考虑在内，问题就不会是上一个“如果”所说的那么简单，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全部结果绝非一个“市民社会”范畴所能容纳。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市民社会”范畴的传统理解局限于政治学和法学两个学科，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近代则是从霍布斯、卢梭到黑格尔，情况都是如此。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中的劳动哲学本体论内容，政治经济学内容，艺术理论内容，社会历史深层客观基础论内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图式内容，劳动人道主义内容，等等，都是市民社会范畴的传统理解中所无法容纳的。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我们注意。没有传统理解中的市民社会范畴，尤其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范畴，我们只能设想但不能用经验事实证明马克思会发现需要“解剖市民社会”；没有“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马克思是否能发现市民社会中的客观基础——劳动及其历史？这同样是不会得到经验事实证明的问题。没有找到市民社会的客观基础——劳动及其历史，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会是什么样子？这还是只能设想但不会有经验事实加以证明的问题。就此而论，马克思的思想行程及其结果与市民社会范畴有着天然因而是生命攸关的关系。但是，还有问题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同样重要又易于被人所忽略，这就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过程同时是另一个根本性范畴的发现和确立过程，这个根本性范畴是人类社会历史，其中的“人类”突出和强调社会历史的属人性质，而“社会历史”突出和强调的是人类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中，不断积累的客观基础和受到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生产力对人的限制和约束。市民社会范畴与人类社会历史范畴二者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差别很大，用市民社会范畴表达人类社会历史范畴的内容实在是言不尽意。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5](P5－6)
    以上的分析表明，市民社会范畴无法容纳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全部结果，把全部结果命名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管在“市民社会理论”前面加上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结果不是市民社会理论，它有自己约定俗成且获世界公认的名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终结者，因为，传统市民社会理论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都有相应的分析框架加以应对，而马克思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阶级立场问题，劳动哲学本体论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的愿景问题，等等，则是传统市民社会理论所无法应对的。
    三、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中的核心范畴
    在我们以上的论述和分析中出现了两种对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理解，一种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这可称之为狭义结果论；另一种是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这可称之为广义结果论。两种结果论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结果中的核心范畴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内容。有鉴于此，这是一个应明确提出来并加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狭义结果论之所以是它自身，根本原因是在这种观点的视野中市民社会和由此演化而来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成了核心范畴。这种思路认为，由于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命题，把黑格尔视野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市民社会范畴颠倒其地位，使它成了决定国家的主动性范畴。然后，马克思继续细化和准确化市民社会范畴，得到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范畴。由于“颠倒”思维方式的作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范畴还是处于决定或被决定的关系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但它处于被决定的地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它则处于主动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由此扩展，便是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笔者提一个貌似节外生枝的问题，马克思思想体系形成的逻辑进路是这样吗？从广义结果论的层面看问题，马克思思想体系形成的逻辑进路在包括“颠倒”性思维方式的同时，还有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由抽象到理性具体的逻辑进路。进一步说，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命题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当然是马克思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一大贡献，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前提问题。但解决前提问题并不是解决了一切问题，例如，市民社会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要等到“解剖市民社会”以后才能见分晓，狭义结果论只是顾及到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部分内容，没有抓住这一过程的根本。基于此，不能说狭义结果论符合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历史事实。
    从广义结果论角度看问题，马克思思想体系形成的逻辑进路是什么样子？他在谈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4](P37) 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是认识过程的必经阶段，但不是认识过程的完成，更重要的认识任务还在后头，这就是由抽象达致理性具体。马克思对理性具体的独到看法是“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P38) 如果我们以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看待他自己思想体系形成的逻辑进路问题，便会有如下的发现。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在克罗茨那赫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并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期间，在流亡巴黎期间，看到的感性具体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手稿和私人信件(如给卢格的信)中我们得知，他看到的是政治统治者和资本家对普通劳动者压迫和剥削的蛮横无理、残酷无比、贪婪无度和绝情无义；他看到的是普通劳动者的悲惨境地和苦告无门；他看到的是黑格尔的政治反动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颠倒黑白。这样的感性具体对马克思而言刻骨铭心，他要探索，要研究，要解开这个人类历史之谜[6](P120)。
    马克思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第一步行动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批判的重点是黑格尔政治立场的反动本质，同时也发现在哲学的层面上，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命题是错误的，符合社会历史实际因而正确的提法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生活内容的理解全面吗？正确吗？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既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表示不满(当然有不满的理由)，又受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启发，启发的结果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要破解人类历史之谜就需要“解剖市民社会”，而要“解剖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必经之路。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解剖市民社会”，初试“解剖”的锋芒便有相对马克思而言最根本也是最具理论张力的发现：“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是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7](P345) 这说明，马克思发现了一个最基本同时又是最重要事实，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仅仅相隔一年左右的时间后，马克思在保持原有思路的前提下视野更加开阔和抽象程度更高地系统阐发对劳动范畴的看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6](P131) 劳动范畴基础和核心地位的发现带有根本性质，因为这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的过程，马克思有待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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