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宝库。它的内容之一，是关于俄、中等国“社会问题”与“社会文明”的理论。可是这个理论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尚未见到关于这个理论的研究成果问世。所以笔者撰此拙文，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关于俄、中等国“社会问题”的理论
    所谓“社会问题”，指与人民群众的生存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十分严重的、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具有危害性的事务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俄国、中国的“社会问题”，阐述了深刻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强调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19世纪中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等提出，俄国由于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农村公社，这里的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同西方的无产者相比要无限地接近共产主义，他们天生地善于解决社会问题；保存俄国的农村公社，把公社的原则即自治的原则扩展到城市和整个俄国，这样俄国的全部问题就已解决；西方的思想家和无产者努力争取的东西即公有制的社会，俄国国内就有现成的，所以俄国的社会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针对这种观点，恩格斯1875年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94年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事实证明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写道：民粹主义者“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他们的观点是值得抨击的“幼稚的观点”，这些观点证明他们“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也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俄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的社会问题表现为沙皇制度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即两者结合起来压迫农民和农村公社，力图置农民和农村公社于死地。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农奴获得了“人”的权利，不再像牲畜那样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每个农民可以获得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其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2.75—6俄亩。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如农民取得的份地，按当时的市价，总值约6.5亿卢布，而需要付出的赎金却高达9亿卢布，后来他们实际付出的赎金总共达20亿卢布。不仅如此，农民在赎买份地之前，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即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如果地主认为农民的份地超过了一定的数额，则有权割去超过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则占26.2％。针对上述情况，恩格斯指出：“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态。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① 当时的俄国，地主不需交纳土地税，农民承担着全部土地税的重担。由于省、县政府和新建立的地方管理机构也收税，农民的捐税负担极其沉重。恩格斯说：“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②
    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也参与剥削农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高利贷者，一部分人是农村富农。每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和富农便来到农民中间，用现钱放债。农民因为需要以现钱交税，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农民就更深地陷入困境。粮商也是当时的资产者。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到农村，散布各种旨在压低粮价的谣言，诱使农民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粮食。农民因需要现钱，不得不低价出售一部分养家糊口所必需的粮食。还有的资产者从政府那里租赁一片官地，当这块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好收成时自己耕种，当地力耗尽时再将其以很高的租价出租给少地的农民。上述新生资产者对农民的剥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恩格斯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③
    针对上述情况，马克思也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正是从所谓农民获得解放的时候，沙皇政府就使农民和农村公社处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如它借助集中于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不断地压迫农民和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已经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并且成为商业、地产、高利贷者随意剥削的对象。国家靠牺牲农民利益培植起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完全不发展农业生产力，却十分有助于那些不从事生产的资产者窃取农民生产劳动的果实。这说明，沙皇国家不仅自己压迫和剥削农民和农村公社，而且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并使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营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上述事实说明，沙皇制度和新生资产阶级正“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即力图置农民和农村公社于死地。马克思说：“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护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④ 在马克思看来，沙皇制度和新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是因为他们感到当前的剥削方式不能满足剥削的需要，必须以新的剥削方式即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取代它。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根据对一战给俄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的分析，认为当时的俄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914年爆发的一战对俄国社会造成严重的、深刻的影响，激化了俄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由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可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执行沙皇政权的政策，使俄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仅没能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特别是“七月事变”发生后，俄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指出，俄国的人民群众要求自由，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他们查封工人报纸，捣毁印刷所，随意逮捕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恢复死刑，对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实行枪决，等等。人民要求和平，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根据沙皇政府同英、法等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造成俄国大批士兵死亡。人民群众要求得到面包，但是“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资本家和富有者依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窃取国库，并且靠抬高物价榨取数额空前的利润，广大工人和农民却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仅不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农民的要求，反而逮捕“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判。同年9月，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针对上述情况说：“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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