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文明水平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针对俄国文明水平低但已经建立工农政权的情况提出，落后的俄国可以先建立工农政权，创造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的“前提”，再实现社会文明。俄国孟什维克长期以来坚持一个观点：俄国的文明程度低，生产力落后，没有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步，不应该由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列宁1923年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达到取得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5) 他这里所说的“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是指建立工农政权，因为工农政权是发展文明水平的政治保证或政治前提。列宁的意思是，俄国由于建立了工农政权，可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文明水平，实现社会文明。列宁还提出，上述俄国发展文明水平的途径体现出俄国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得以充分发展的地区和国家，即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和国家，才可以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俄国在文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建立了工农政权，在这个政权的基础上发展文明水平。这个途径有别于理论的规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列宁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俄国发展的特殊性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致的，因为俄国在建立工农政权后丝毫不否定发展文明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反而会大力地发展文明水平，以求在达到较高的文明水平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提出，必须以文化革命促进社会文明。十月革命胜利时，俄国是一个文盲占全国人口2/3的国家。由于文盲不懂得采用新技术和新工具进行生产，不懂得参与政治生活及管理国家的活动，所以亟待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列宁晚年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其中之一是进行文化革命。他说，首先需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文化工作，要教会农民读书看报，增长见识，使他们懂得合作社的好处并且积极参加合作社。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工人文化团体的作用，如可以让工人文化团体经常下乡，在农民中间展开文化工作。城市的工人党支部也可以同农村的党支部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帮助农村党支部开展文化工作。列宁写道：“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6)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第二次鸦片战争问题的研究提出，中国人民的觉醒预示着中国将走向社会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问题的过程中指出，在此次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情绪完全不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战争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此次战争时期，中国南方各省人民群众积极地、奋勇地展开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如有的中国人在运送给香港的欧洲人的面包里投放了毒药；有的中国人暗藏武器搭乘商船，在途中杀死欧洲乘客，夺取船只。移民到外国去做苦力的中国人在船上暴动，夺取船只，宁愿与船只同沉海底也不投降。尽管当时中国人民的斗争是自发的、近似野蛮方式的斗争，但是马克思却高度地赞扬他们的斗争，认为必须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斗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战争”，终究“是人民战争”。马克思提出，这场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无法预料它的发展，“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17)。他还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经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8) 意思是说，从中国南方各省人民群众的斗争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人民的觉醒既预示着中国将走向社会文明，也预示着亚洲将走向社会文明。
    列宁在研究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事变的过程中提出，民主主义运动和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促进中国社会文明的力量。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问题的时候到20世纪初中国国内发生重大社会运动和政治事变的时候，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东方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1905年革命推动了东方各国的民主主义运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的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厅焚毁刑具，废止刑讯；取消清朝律令中各类“贱民”条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剪辫子；禁止赌博、缠足、吸食鸦片；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普及教育，删除旧教科书中的封建内容。由于孙中山的主持，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力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列宁认真地研究了上述事实，高度地肯定和赞扬了孙中山的思想和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他在有关文章中写道：“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19) 他指出，在当前的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总统都是资产阶级所操纵的生意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已经腐朽透顶，已经将自己完全出卖给了百万富翁，相比之下，“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不愧为18世纪末叶法国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识到，孙中山的思想不仅是他个人的思想，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人民的思想。他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20) 还写道：通过孙中山体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21)。显然，这里所说的“向上发展”的阶级，是由孙中山所代表的进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上述列宁论断的意思是，当时“向上发展”的阶级和全体革命人民憎恨过去，向往未来，正在推动民主主义运动，使中国一天天地趋向社会文明。中国由于有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有着“向上发展”的阶级和革命人民，走向社会文明是有保证的。列宁正是由此出发而进一步提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22)
    列宁寄希望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相信他们将在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1912年，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写道：“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23) 他还说，中国无产阶级会建立自己的政党，而这个党在批评孙中山纲领的缺陷时会吸收其正确的方面，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文明进程。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事实，提出中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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