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指战争的破坏性影响会继续发展——引者)，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⑤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恢复经济的过程中提出，“野蛮状态”和“半野蛮状态”，即文明程度低是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生产条件落后，社会文明程度低。列宁1921年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东南、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相当于几十个文明大国的地域，“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况和十足的野蛮状态”。此外，在俄国其他的穷乡僻壤，乡村同有铁路的地方，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甚至可以说是无路可通。“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⑥ 意思是说，在俄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尚处于类似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或半野蛮状态之下，社会文明程度极低。在列宁看来，由于这种状况，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极为困难的。
    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研究中国问题，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英中条约》、《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阐述了重要的思想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由于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引起的金银外流造成老百姓的负担沉重。马克思1853年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⑦ 马克思还引用咸丰皇帝在“上谕”中的话：由于不断地增加捐税，“小民其何以堪？”民众既受“颠沛流离之苦”，不应“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意思是说，连皇帝也注意到老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腐败和道德堕落也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从18世纪下半叶起，英国殖民主义者即将鸦片输入中国。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到2000箱。清政府与殖民主义者之间围绕着鸦片输入的问题展开了斗争。为了禁止臣民吸食鸦片的自杀行为，清政府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鸦片和本国人吸食鸦片。马克思说，这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对殖民主义者进行的斗争，可是“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外国殖民者一方面不断地偷运鸦片到中国，另一方面对清政府的海关人员和各级官吏行贿，造成了海关人员和各级官吏严重的腐败和道德堕落，使政府禁止输入鸦片的禁令不起任何作用。马克思针对此写道：“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⑧
    列宁20世纪初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的经济落后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裂危险，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经济形式是地主制经济。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形成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靠血缘关系紧紧结合在一起，对于封建剥削和人口增长有较强的承载能力，起着稳定封建制度的作用。与这种地主制经济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列宁就此指出：“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封建主。”⑨ 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势力的渗入和干预，会导致地方势力的生长和膨胀，还会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民族关系的恶化，从而出现民族分裂的局面。列宁说：“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⑩ 在他看来，民族分裂和解体是由经济落后的社会问题带来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二、关于俄、中等国“社会文明”的理论
    所谓“社会文明”，指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不断进步的状态以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俄、中等国如何实现“社会文明”阐述了重要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实现社会文明依赖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俄国国内发生一场改变沙皇封建制度的革命。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提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过程，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马克思、恩格斯有条件地肯定了他们的观点。一个条件是俄国能够吸收西方文明的影响。马克思1881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1) 恩格斯在有关文章中更明确地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将它自己发展成为高级公有制形式的要求和促进因素；每一种社会形态只能解决由它本身产生的问题，不能让它去解决比它高得多的社会形态产生的问题；假定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12)。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说，俄国本来不能以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即走向现代文明，但是由于农村公社同西方文明同时存在，如果西方已经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俄国吸取了西方这方面的文明成果，则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走向现代文明。
    另一个条件是俄国国内发生一场改变和灭亡沙皇封建制度的革命。假定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实现社会文明，那么必须消除对农村公社的各种破坏性影响，给予它正常的发展条件，使它能够生存下去。如前所述，沙皇制度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力图置它于死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发生一场革命，改变和灭亡沙皇封建制度，才能保证农村公社的存在与发展。马克思在有关文章中写道：“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3) 恩格斯在文章中写道：“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离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14)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通过俄国革命保全农村公社并提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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