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因国情的特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遇到许多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的新问题。这就需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然而直到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全党的一种自觉行动。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思考。但如果对其背后的历史稍作梳理，就会发现它与中共创建时期的两次争论紧密相联。而今重提这些争论，对于认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成因，有很大帮助。
    一
    人们大多注意到，李大钊当年探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李大钊的这一论断，固然有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但更直接的还是源自一场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引发的思考。
    1919年7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而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从7月到9月的激烈辩论。胡适立论的基础是实验主义。他认为，输入的主义不一定适合时下的实际需要，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治所有病痛的万灵药是绝对不存在的”②。而李大钊并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于是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
    在李大钊看来，所有问题都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中交织在一起，而无所不包的主义则是性质类似的思想群体。人们需要用主义作为判断形势和问题的标准，同时也可用它作为解决这种彼此关联问题的工具。不过，李大钊也接受了胡适的批评，即对实际的问题应认真地研究，不应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并且“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③。
    但是，李大钊并不认为研究问题和谈论主义之间有什么根本矛盾。他坚持认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④。
    在以上论述中，李大钊实际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这就是“主义”与“问题”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于是就在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走入工厂乡村，展开社会调查研究，以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李大钊还组织了邓中夏、张国焘等北大学生，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毛泽东也是一个注重实际并身体力行的典范。也就在“问题与主义”争论发生后不久，他即于当年秋天在长沙组织了“问题研究会”。这个学会提出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劳工、国际事务等事项，以及诸如如何团结民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孔教方面等140多个问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到当地的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去了解情况，并深入到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及其他工人中间广交朋友，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
    与此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加紧了“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主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还设有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译音(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即“共产主义小室”。图书室购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党》、《新青年》等进步期刊，并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原著供会员学习之用。研究会提倡全体会员通过定期讲座、共同研究、公开演讲、编辑书报等手段来阐扬这一学说的精神⑤。
    受其影响，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陆续翻译发表。比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等等。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主义”的研究，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知识”兴趣，他们更看重的是，“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当他们拥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就当仁不让地开始了改造中国的行动。
    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李大钊指出：“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坚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付托！”⑥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个体走向群体，各地共产党小组由分散走向集中，本身也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应当被视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果。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思想传播正式进入理论运用和实践探索阶段。
    然而中共一大上的一场争论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所确立的思维方向。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讲：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派主张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派则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⑦。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长期的宣传和教育。按照他的意见，首先应当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后，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赞成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组织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党⑧。
    这种划法是否客观、公允，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争论的内容看，它的确触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严肃话题，即理论探究与实际运动的关系问题。可惜，在那个时候，大家采取的似乎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就是在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和1930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中，都仍然维持着当时的判断。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书》中，刘少奇才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他说：“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和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联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⑨
    当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也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比如1922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卡尔·拉狄克就曾对中共提出过严厉批评：“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象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⑩拉狄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因为在6个月前，即1922年5月，驻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曾就中国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作了专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利金严肃地指出中共有两个不幸：一是脱离工人运动；二是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这里又表现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所特有的小组习气。它们把自己局限在单独的独立小组中，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11)
    客观地说，共产国际的批评本身也许并没有错。但这恰好发生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