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内已经有了分歧的情况下，又加之党的年幼，还不能很理性地对待上级的意见，所以它实际上助长了党内轻视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
  三
    综合分析上述两次争论，会清晰看到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的深刻影响。第一场争论，实际上是在“五四”以后，先进知识分子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次理性讨论。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并确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义重大。
    第二场争论，实际上是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产生的意见分歧。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当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在争论的过程中，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也给党的理论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政党，根本无法抵制教条主义的侵蚀。因此，无论是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还是后来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前提的基础之上。
    第一，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工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产业工人的比重则更小。这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遇到许多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西欧，列宁主义的诞生地——俄国完全不同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解决两个重大难题。一是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里，如何建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二是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动力、步骤、途径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中共生来就带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2)究其原因，除上述党内争论的不良影响外，在《答宋亮书》中，刘少奇还指明了以下三个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输入到建党的时间不长；二是客观形势要求革命者立即而且全部地投入实际运动，无暇顾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三是马列原著均以欧洲文字发表，在中国可读者不多，即使能读的也很少读完(13)。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深入研究和宣传这个理论，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和发展这个理论。
    两大认识前提集中到一点，就是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党不仅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4)，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5)。这既是李大钊当年在“问题与主义”辩论中所树立的思想取向，也是近20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所在。
    注释：
    ①③④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35期，1919年8月7日。
    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31期，1919年7月20日。
    ⑤王学珍、王效挺：《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100页。
    ⑥S.C：《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原载《曙光》第2卷第2号。根据本期文章推断，这一期大概是1921年3月出版。S.C即李大钊，该文章可能写于1920年。
    ⑦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参见《“一大”前后》(三)，第167、16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独秀在谈到中共一大时，也坦承当时党内存在“左”、“右”两种倾向，参见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80年版。
    ⑧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⑨(12)(1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71、272、273、274-275页。
    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1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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