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还是文化唯物主义，都是在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人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走向回归，进而产生了共识：“精神生活的辩证法有很强的自主性”，“经济或科学的进步并不一定保证文化或政治的解放”[1]（P82），他们继承了马克思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开始把批判的重心转向了文化的层面，如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传统习俗、道德价值等方面。总体而言，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总是饱含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因而也被称为“文化的新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一种新颖的观点来回应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挑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境遇中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整体来看，英国国家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经验主义，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汤姆·奈恩所认为的：“英国的孤立性和排外主义；英国的向后性和传统主义；英国的宗教性和道德气氛；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或本能的对理性的不信任……”[2]（P1）。如果向前追溯，这种经验主义特征发端并盛行于洛克和培根的时代，随后这一方法代代相承，并在英国的史学界得以延续。20世纪20年代，以汤普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开始形成，由于成长于英国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因而不可避免地继承和采用了这一方法，他们坚信“历史学家是经验的记忆仓库”[3]（P12）。托马斯也说到“英国史学总的特征是高度经验主义的，不十分关心理论……”[3]（P12）。可以说，英国的历史主义学派不仅是高度经验主义的，而且也是极其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这一学派产生于英国共产党内部，从一开始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本国的历史，并最终奠定了英国史学的基本走向。然而，1956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和苏军入侵匈牙利事件导致许多共产党人对苏联僵化的、教条的思想统治表示不满。在英国，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官方的教条和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多样的探讨，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的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经历了法国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或许一方面是由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的结构主义解读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使得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具有了某种迫切性和可能性。因而，一种异域的思想开始在英国的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并以一种强有力的优势占据了英国文化的一席之地。正如英国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所认为的：“欧陆新思想是‘白色反动移民’引入的，由于本国政治局势动荡，加上英伦三岛‘崇尚传统’和服膺‘经验主义’产生的磁力，吸引他们纷至沓来，并迅速主宰了思想文化界的各个行当。”[4]（P26）由于这一结构主义视角的引入，一种不同于历史主义学派的结构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形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一种崭新格局：一派是以 E. P. 汤普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派是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古老话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探讨，首先是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唯一、绝对的么？上层建筑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基础”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其次是有关社会主体的问题，主体是应该按照人本主义的概念理解为自由选择和自主构成的，还是应该按照结构主义的概念理解为由结构所决定和构成的呢？最后是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构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争论的主要焦点。
    二.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的功能阐释
    1.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P8）在这里，马克思真正所要表达的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种整体论视角。然而，以第三国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片面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并把这种决定作用看做是唯一的，绝对的，从而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问题。恩格斯在世时就反对过这种“经济决定论”，说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PP. 696-697）
    在英国，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就率先反对这种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他认为，尽管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但必须采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他就有关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争议的理论困境，“要么艺术被动地依赖于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或是对马克思的一种庸俗理解。要么艺术作为意识的创造物来决定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是浪漫派诗人提出的。”[2]（P5）艺术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还是绝对自由的，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威廉斯否定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的过分强调，开始关注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追问了艺术的问题。因为艺术集中于个人的自由联想和创作，而且极具浪漫色彩，这就肯定了艺术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提出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问题，这就为我们正确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视角。然而，威廉斯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一悖论。随后，这种难以驾驭的非此即彼（either or）的理论困境在1973年《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文中得到了某种修正，他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一些结构性的要素不是作为空间术语来认识，而是作为时间术语来看待；这些要素不是一种统一的、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分散的、动态的过程；这些要素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精确分析，而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到了实践的方面。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重估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把‘决定论’重估为有限要素的排列和压力的释放，并远离一种可预测的、可控制的内容；我们必须把‘上层建筑’重估为一系列相关的文化实践，并远离一种反映的、再现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重估‘基础’，使它远离一种固定的经济或技术的抽象概念，而朝向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人类具体的实践活动。”[2]（P12）因此，当我们谈论这一“基础”时，我们不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是在讲述一个过程，这样“经济决定论”的概念就丧失了机械论的内涵，同时，上层建筑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威廉斯的这一修正立场实质上揭示和赞同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它是足够灵活的，因而能够满足人类具体活动中的这样一种信念，即一种构成性的主体，“没有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没有一种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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