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没有一种主流的文化能够耗尽人类的实践，人类的能力，人类的目的。”[2]（P13）威廉斯把社会构成不再看作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而是一种构成性的过程（实践），然而，他却再次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悖论中，只强调了时间中的过程，而忽视了空间中的结构。总之，他始终都没有走出“二律背反”的泥潭。
    针对威廉斯的这一缺陷，作为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佩里·安德森如何来解读这一难题呢？作为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安德森不仅受到了英国传统文化的先天浸润，而且受到了欧洲大陆思想，尤其是法国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后天熏陶。阿尔都塞把社会构成定义为大量的实践，如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每一实践在其具体有效性上都是积极的，同时，每一实践又是其他实践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这些实践就构成了一种分散的、不均匀的、移心化的结构。经济基础由于不再是充分条件而丧失了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也由于自身的有效性而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尽管阿尔都塞仍然承认经济基础在最终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但是“无论在开始或结尾，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7]（P91）。实际上，阿尔都塞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量齐观，认为两者是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这样，一元决定论的思想就失去了有效性而形成了多元决定论的思想。但是，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思想不同，安德森并非一个不折不扣的结构主义者。他基本赞成阿尔都塞的社会构成思想，但并不完全赞同其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一理解，社会结构内的矛盾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复杂，社会变化也会充满非常多的偶然性，从而无法把握社会规律。社会发展是多要素的，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并不排除或取消文化或上层建筑的研究，而是要促进它。可以说，安德森不仅是站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中对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遵循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强调。总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既要从结构上加以考虑，也要从时间中加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本身来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整体论的视角来正确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
    2. 关于社会主体的问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呐喊道：“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8]（P504）可以说，马克思把社会的改造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受压迫、受剥削最为深重的，只有他们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无产阶级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或许这一断言在马克思生存的那个年代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当资本主义经历了自身的结构性调整，以及工人阶级经历了自身身份的一种复杂转变之后……那种一下子改变一切的“伟大之夜”似乎变得不再可能，更多的情况是，工人阶级生活于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制度下，丧失了特有的革命性和斗争性。难道工人阶级真的不再可能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了么？难道资本主义真的已经尽善尽美了么？恐怕并非如此。正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新秩序，仍然和马克思主义生前一样，依然千疮百孔。因此，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改头换面，但其根本性质丝毫未变。而如何唤醒沉睡中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就成为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对于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同样希望唤醒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斗争，从而创造出社会主义运动（或者说工人阶级运动）的一种崭新局面。安德森作为《新左派评论》的主编，40年来一直坚持着激进主义的立场，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因此，为社会主义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就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的情结。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书中，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进行了理性而睿智的考察，并作出了惊人的断言。他认为，英国的历史并没有随着传统唯物主义所设想的道路前进，而是发生了某种偏差。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改变了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上层建筑，首先是因为英国的革命发生尚早，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彻底推翻封建的贵族统治；其次是中产阶级没有鲜明而独立的身份特征，以至诞生于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阶级找不到可以明确反对的阶级，并在19世纪早期被贵族统治和工业中产阶级的联合策略所击败；最后，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1642- 1688年之间，而非1789年的启蒙运动之后，从而主导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形式，而非严密的理性主义。因此，从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来看，他们始终都没有能够形成坚强的阶级意识，成为反抗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另外，从安德森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来看，“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动者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9]（P89）因而，由于工人阶级的自身经验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统治的双重影响，安德森得出结论，仅仅把希望寄托在本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觉醒上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引入一种与英国主导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理性主义或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唤醒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从而开创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崭新局面。然而，面对同样一段历史，汤普森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对工人阶级、尤其是那些悲惨而积极生活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极富同情而满怀热诚的论述，希望通过对其历史的考察而挖掘出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的反抗精神。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会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出现而自动诞生，只有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明确表达出来时，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才能形成，自为的阶级才能真正形成。而且，英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历史上激进传统的塑造，如新教意识不服从国教者的反抗传统；民众自发的反抗传统；贯穿于全社会的生而自由的精神遗产，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雅各宾主义思想等等，因此，汤普森对工人阶级作出了乐观主义的预言，认为尽管当前英国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但他们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构成，能够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以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赢得革命的胜利。总之，汤普森是站在工人阶级意识的肯定立场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而安德森则是站在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立场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安德森总是坚持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立场，不仅期待着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期待着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次兴起。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0]（P40）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的安德森和汤普森，无论他们基于怎样的视角，进行了怎样的论证，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答案，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孤独地前行于象牙塔中，而是怀着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与现实遥相呼应，积极地介入当前的生活中。他们都把工人阶级看做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希望工人阶级担当起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角色，打破并改造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创造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崭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40多年来，英国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持久的群众性运动（1974年左右爆发的由煤矿工人所引发的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很快便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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