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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束语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发展：首先，他们始终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原则，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种种新生问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命题，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主体、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解读。其次，他们对文化的研究不仅秉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思想气质，而且融入了大陆理性主义的思想元素，使两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相互嫁接、彼此交融，不仅开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种崭新格局，而且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写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P8）这句话不知为多少喜欢与时事抗争的左派知识分子所服膺。作为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同样采取了左派的激进立场，他们寄希望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内涵已不再那么纯粹，或者确切地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因为他们受压迫、受剥削最为深重）的革命性精神，希望创造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崭新局面，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横扫了东西方的壁垒，当作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外壳的第三条道路在全球普遍蔓延时，当“社会主义理想已止于一种广泛传播的理想”[18]（P5）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来应对这一世界性的困境呢？一向倡导革命激进主义的佩里·安德森于新千年走向了“不妥协的现实主义”[18]（P5）。这一转变或许是对资本主义疯狂进攻的一种理性选择，或许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尽管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所引起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学生以及工人运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只能是昙花一现）历史性失败的一种负责任的选择。尽管他们犀利的批判、满腔的热忱，激烈的言辞、深刻的理论对于唤醒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革命运动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在现实性上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但是，作为与统治阶级相抗衡的一种力量，对于保持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而言却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力量。正如一位左派历史学家所自嘲的：“虽说我们实际上没有改变世界，但至少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19]（P66）这一自我评价虽然暗含几许嘲讽，但却是忠实的。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带着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期许社会主义的未来，尽管不可能从经济、政治等宏观层面上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却可以从微观层面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依然是乐观而不盲目，现实而不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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