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这些文化形式也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12]（P2）因此，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开始从否定走向肯定，从批判走向褒扬，从而形成了一种新颖而独到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和模式。
    2. 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
    英国的文化研究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早在20世纪 30年代，F. R. 利维斯等文学批评家就从文学角度全面剖析了流行小说、音乐、电视、广告等文化形式，它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存在某种暗合之处，认为战后年代以营利为目的大众文化侵蚀了人们的最佳审美体验，降低了人们的道德和精神水准，助长了人们的物质欲求，因此，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贬低和谴责大众文化，呼吁社会精英承担起教育大众的责任。然而，文化研究真正崭露头角则始于50年代，雷蒙德·威廉斯、霍加特、E. P. 汤普森等老一辈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超越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评价。尽管当前英国这个工人阶级诞生最早的国家的革命形势不容乐观，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悲观主义的基调中，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认为的，英国的工人阶级有着激进的反抗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构成，并作出乐观的预言，他们能够通过合法的经济、政治斗争赢得革命的胜利。总的来说，无论是早期的利维斯，还是后来的威廉斯、汤普森等文化主义者，或许是独处一隅的地缘因素使然，或许是经验主义的气质在作祟，因而带有极强的文化主义特质，他们对欧洲大陆的文化几乎不甚知晓。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左派评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引进和介绍，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发生了阿尔都塞转向，形成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模式”。正如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所指出的，阿尔都塞的理论代表了与早期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范式——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及主体的意识形态构建等理论，人的经验和意识都是由意识形态所构建的，因此，我们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受也是在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我们总是在意识形态中来认识我们与他人、社会、国家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阿尔都塞的这一理论对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而言是新颖而极具吸引力的，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媒体等流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形形色色的文化背后所渗透的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内涵，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必然对大众产生某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正如《荧幕》对电影的理论分析中所认知的。然而，这里存在一个疑问，难道说观众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和享受者么？由于这一结构主义模式对结构整体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人的积极能动性，这时，英国的文化研究者们再次发生了理论的转向——葛兰西转向。英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就曾说道：“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不满意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对于社会变革的过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的解释，葛兰西对这些人来说，变得有吸引力了。”[13]（P7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希望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达成某种妥协，因此，他们聚焦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是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兴旺发达这一难题最为有力的解答，或者说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讲的更为恰当，他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当代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在葛兰西看来，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成功夺取了大众文化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对大众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它是通过大众内心的一致同意来维持的。同时认为，这种领导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斗争过程，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力量的较量和角逐，既存在统治阶级的支配与控制，也存在被统治阶级的反支配与反控制，同时存在不同阶级为换取其他阶级或阶层的信任和支持而作出的妥协和让步。因此，我们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首先必须颠覆它的文化霸权，争取文化上的领导权。霍尔就曾明确表示：“葛兰西的论述最能表达我们想要做的事情。”[14]（P69）然而，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承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大众的文化领导权，依然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英国的文化研究，无论研究理路和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无论把大众看做是被统治者驯服的“臣民”还是颠覆统治者的有效武器，无论对大众充满悲观失望还是乐观肯定，他们进行文化研究的主旨就在于从中挖掘出反抗资本主义的各种有效力量和因素，从而实现他们改造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
    3. 马克思主义情结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阐释不是从纯粹审美的意义上来进行的，而是着眼于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意义，尤其是意识形态内涵，甚至有人认为，“英国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研究”[15]（P55）。他们认为，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社会构成要素一样，它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是一个相对自足的领域，在社会变革中同样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文化的自足性并不会否认与经济或政治等社会要素的关联性，文化必然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但却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和改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话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关联，从而使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都成了文化研究的一种有效手段。例如，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就把文学批评看做是社会批评；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威廉斯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动态地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不仅注重文化与社会的结合，而且饱含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走上了一条“文化政治批评”路线；作为当代文化研究“奇葩”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则从种族、性别、阶级等方面对大众文化作出了行之有效的阐释。可以说，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阐释总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阐释模式：马克思的“生产模式”构成了文化理论阐释的潜在结构，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则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同样，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维度，也成为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界限。
    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以各种方式来遭遇和面对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以及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兴起，甚至马克思主义终结或过时的话语已被我们所熟知时，英国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模式依然能够奏效么？正如深受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詹姆逊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比今天其他任何理论阐释模式都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16]（P1）伊格尔顿在对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的分析中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片面的，简单的、绝对的，是形而上学的翻版；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把政治问题和权力关系完全置于语言和性的范畴，在远离现实权力关系的飞地里进行‘颠覆’活动，异想天开地把嬉戏和快感看做是文化革命的最佳方式，他甚至忧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情绪会引向新的法西斯主义。”[17]（P4）目前，后现代主义这一理论话语逐渐感到了自身的干涸，同时感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模式不仅没有丧失任何有效性，而且越来越受到英美思想家的青睐和宠爱，在当今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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