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付诸东流,曾经满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成果的民众会痛苦地经历10年前嘲笑过的“俄罗斯现象”。
【注释】
[1]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2]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 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 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6] 其理由可通过以下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另有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为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会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有甲乙两种经济增长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不变,这样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5%增加到25.5%),农民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的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如此则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 [7] 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8] 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 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总第73辑,88页。
[10] 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
[11] “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李盛平等编,《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
[12]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65-66页。
[13] 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2页。
[14] 金雁等,“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15] 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天涯之声”网站。原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5年1、2期。
[16] 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17]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出处见注[13],71页。
[18] “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出处见注[16]。
[19] 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20] 出处同上。
[21] 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 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 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载“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载“中经评论”网站。
[23] 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文稿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
[24] 季卫东,“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25] 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天涯》(海口),2001年第1期。
[2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36页。
[27] 参见《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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