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政府无能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 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权贵集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与中国的情形相比，俄国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但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

 

  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20]

 

  中国的腐败并不比俄国好到哪里去。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21]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22] 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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