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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技术创新，控制，剩余价值

　　一、引言

    从经济思想的演化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揭示了技术创新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技术创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那么为什么技术变革在资本主义时代加速，以至于帮助人类（首先是西欧及其衍生国美国、加拿大等）跨越“马尔萨斯陷阱”？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条件。

　　深受马克思影响的熊彼特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即来自创新导致的创造性破坏，正是创新打破了资本主义的循环流转，使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螺旋上升的发展动态。“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但是，“熊彼特与马克思唱起了反调。在熊彼特的笔下，一帮令人憎恶的寄生虫资本家变成了具有创新精神和积德行善的企业家。”

　　西蒙·库兹涅茨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探讨发展问题时，他几次涉及到划时代创新这一概念。

　　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他指出：“那些人类知识进步中的重大突破是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扩散到了世界上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称之为划时代的创新。经济史的变迁过程或许可以被划分为经济纪元，划时代的创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具有独特性质的增长是每一个纪元的特征。”正是这些划时代的创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经济学家不仅定性研究了技术变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增长核算理论与计量经济学等现代研究工具定量地测度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1957年，罗伯特·索洛在《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利用增长核算方法测度了技术进步对美国1909至1949年间单位劳动力小时生产率的贡献，结果发现，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仅能解释产出增长的12.5%，而技术进步解释了余下的87.5%。

　　如果说技术变革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那么技术进步从何而来？其演化路径如何？其产生的福利效应怎样？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用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解释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其庸俗的本质，它必然不能揭示技术创新内在的本质及其客观演化规律，成为纯粹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学说。本文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技术创新理论基础上，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创新理论，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动态中技术演化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规律。

　　二、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变革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和需求变化的一种动态反应，摒弃了技术变革是外生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理念，这种技术创新理论被称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是在经典厂商理论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它试图把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创新活动纳入到主流经济理论之中，这一研究理路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希克斯（Hicks）传统，由速水佑次郎（Hayami）、拉坦（Ruttan）和宾斯旺格（Binswanger）等发展，它强调要素稀缺程度变化引发的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诱导厂商投资于节约稀缺要素的技术研发。该假说的核心如下：如果没有市场扭曲，要素相对价格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水平与变化，而厂商会被诱使去寻找能节约日益稀缺的要素的技术。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研究机构在决定其技术创新方向时，应该将要素稀缺性考虑进去。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利用日本和美国农业技术演进的历史证实了这种理论。另一传统是施莫克勒一格里克斯（Schmookler-Griliches）假说，它侧重于研究产品需求对技术创新速度的影响。它假定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对一种商品的新技术的可得性，是对该商品的市场需求的函数。发明一种新技术的相对利益，取决于适于该技术的商品的价格与市场规模。因此，最优化要求一个科研机构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开发适用于具有较高价格或较大市场的商品的新技术。

　　希克斯的理论受到索尔特（Salter）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一理论不是建立在创新厂商的最优行为基础上的。索尔特的逻辑可以概括如下：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厂商追求产出一定条件下成本的最小化，或者成本一定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而且每种生产要素都按照其边际产出获取报酬。对于厂商而言，均衡时每单位生产要素带来的边际产出都是相等的，因此，所有要素对厂商而言都同样昂贵。因此，竞争性市场的厂商没有追求节约一种特殊生产要素的技术的积极性。由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本质上是新古典价格理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运用，因此，索尔特等人的运用新古典批评新古典的方式犹如隔靴搔痒，难以触及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根本问题。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是效率导向的，技术创新是提升要素生产率的一种工具，这里的效率是一种普世价值，因而是中性的，或者说是独立于社会不同阶层或阶级利益的。虽然，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也看到了技术创新带来的分配效应，例如阿塞莫格鲁（Acemoglu）认为，二战以来，随着教育的飞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了技能型劳动力价格的降低，导致与技能型劳动力互补的技术创新的大量涌现，进一步推动了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技能偏向。而技能偏向的技术创新导致技能型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但是，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提升效率，进而提高产出水平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此，再次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你不能使两个变量同时达到最优状态。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技术创新的阶级或阶层中性理念的根源在于忽视了对技术创新主体的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技术创新不过是一种工具，是资产阶级最大程度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工具，尽管它客观上确实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技术创新并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偏的。由于资产阶级控制了创新过程，因此，技术创新成为资产阶级剥夺工人阶级权力、控制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正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技术创新导致了收入差距拉大这一结果，因此，资本主义下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资产阶级剥夺和控制工人阶级的结果，并不是什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正是由于忽视了（客观或主观上）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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