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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3-2-16 作者:王思睿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 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 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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