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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即“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视为马克思的主张。其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就对马克思这一提法作了解释：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22谢韬等睁眼不看这些，在理论上胡搅蛮缠，其目的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改革开放以来几代领导人努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它诬称为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把“重建个人所有制”说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其私有化的意图昭然若揭，也无需本文细评了。
够了。我不想再浪费读者的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私有化思潮泛滥，已经猖狂到何种地步。我们是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提倡百家争鸣，多样化。但是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雅可夫列夫那样，搞“多元化”，“公开化”，把老百姓的思想搞乱，把改革开放的方向引错。应该是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七、“公有经济低效论”是个伪命题
企图把中国改革引向私有化方向的人士，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论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有经济低效论”。
“公有经济低效论”站不住脚，已经有许多文章、著作加以论述。例如，左大培《不许再卖》一书，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事实，对“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论”、“人皆自私，因此企业经营者所有才能搞好企业”，“国有企业监督成本过高”，等等观点作了深入细致、有理有据的驳斥，至今未见到“私有化”论者像样的反驳。后者还是一口咬定“公有经济低效”，好像这用不着证明；以此作为定论，好像也不打算同你认真辩论了。
因为分析公私经济效率，驳斥公有经济低效的论著甚多，本文不打算详论这个问题，只想点出几条，供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
1、公有经济在宏观的社会经济效益上的表现，如经济增长、就业保障、社会福利等等方面，比私有经济的优越性，是无可置疑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国家相比，在经济增长速度对比上，比较长时期（虽然不是一切时期）地前者超过后者，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或工业化的国家，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侵略者，等等，都可证明。 www.qiqi8.com 778论文在线
2、在微观经济方面，众所周知，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所有者与经营者就有分离的必要，企业家就要分化为老板（公司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一样可以用委托代理方式，解决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问题。并且经验证明，公有经济不一定需要比私人股份公司多得多的资本经营层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无论统计数据，还是具体事例，都不能证明政府部门效率比私营部门低。许多国家如法、意、新加坡等，至今拥有不少经营效率不低的国有企业（垄断、竞争部门都有），就是证明。我国国有企业近几年来业绩显著改进，也不乏例证。
3、有些人把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亏损面不断扩大，效益大面积滑坡的事实，拿来说事，津津乐道公有经济效率低下，故意不提这一段时期出现这些现象有许多特殊原因。例如，拨改贷开始埋下企业资金不足的隐患或陷入债务深坑；富余人员过多，各种社会负担沉重；税负大大超过私营和外资企业；等等。国企为保障社会经济稳定而付出了巨额的改革成本，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些由于种种特殊原因造成企业效益下滑，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经过一定的合适政策措施是可以解决的。这与所有制没有关系。私有化论者不提这些，而拿它们来论证“国企低效，因此要变国有为私有，”更是不伦不类。
4、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人把国有企业某些领导层的贪污腐化导致效益下滑，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行为，普遍化为国有企业的“特征”，说什么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南方的一家大报上甚至说，要使国有资产流失成为私人财权，才能消灭这种“权贵资本主义”。这显然是对我国整个国有经济的歪曲和污蔑。第一，不符合我国国企员工和相当一部分国企领导是尽忠职守、廉洁奉公的事实。国企内权贵阶层的出现，在我国难以忽视，但他们是在钱权交易、官商勾结、市场经济黑幕的产物，决非国有经济固有的现象。第二，发出这种国企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人，怎么不问问，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腐败现象虽然也有，却很少很少，而现在多起来了呢？一个原因是过去我国国企经营管理可能比较现在严格，例如60年代我国曾总结出《鞍钢宪法》等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80年代我国派人出国考察企管经验，发现日、美、欧洲也吸收了我国《鞍钢宪法》的经验，当时又把这个经验带回祖国。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过去虽然有不正之风，但总的风气较好，人们还不完全为私利所左右，还是比较注意为公为集体，不像现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私利人”，“经济人 ?币馐堵旆伞Ｋ杂行┕罄献芫黄鹂佳椋恍┕蠊芾聿慊秤小八接谢て凇保驯纠纯梢跃煤芎玫钠笠担愕陌胨腊牖睿缓笃仁拐
5、关于“公有制低效论”的辩论，经过两军对垒，激烈争战，现在变为两军对峙，各说各的，互不买账。这当然不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总有一方代表客观真理。另一方是邪说歪理。抛开这点不说，两种观点实际上也代表两种集团的利益，一种是代表资本、财富、腐败官僚、无良学者的集团利益，一种代表工农人民大众的集团利益。这两种观点因为利益不同互相不可能说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执政部门，应该有一个判断，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这才是关键。
八、论所谓“国退民进”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其主导作用，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策。如前所说，党中央作出了“有进有退”调整战略布局的主张后，就有人把这个主张解释为“国退民进”，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让民营（私营）经济来代替。尽管这种观点受到舆论批评和官方的纠正，但它还是不断地出现，十分顽强。以致到了2006年3月1日，某研究机构主任还在北京的一家大报上刊登文章，宣称“这一轮国企改革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意味着必须实现战略退出，将企业改制成为非国有企业”，并断言，这种做法“不可逆转和势在必然”。经过读者投信质询，该报总编室也承认这篇文章“有的观点不妥当，编辑工作把关不严造成失误”。可是这位主任早先不止一次地宣扬“国退民进”的主张。他在中新社转述“大公报”的报导（2005年5月2日）就认为国退民进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国企的大面积退出。”
2005年8月7日他在黑龙江佳木斯一次会议上说，“所谓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国有企业改成为非国有企业”。 [9] [10]
那么,国有企业从什么领域退出呢!这位主任作了非常清楚的回答，就是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新华网》透露，他强调，“国企与非国企不存在竞争关系，当遇到竞争，国企应该学会退出”。“国企无法为解决比非国企更有效率的竞争力问题”，所以国企要学会退出。
国有经济应不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在我国95%的工业行业都是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让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几乎等于取消工业中的国有企业。竞争性领域中存在不少战略性国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企，难道都要退光？竞争性领域中国企如果有竞争力能够盈利，为什么一定要让私营老板去赚钱？“国企竞争力不如私企”，连西方一些正直的学者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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