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性的观点（要认真及时解决否则有接近两极分化、承受极限的危险），而不采取前述两种极端的观点呢？我有以下一些考虑。
    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制约着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一个无限扩大的过程，而贫困的积累则经过“绝对的贫困”到“相对的贫困”的转化。绝对贫困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够出售的东西，资本天然会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工人之间的竞争，拼命压低工资和劳动条件，这一过程与产业后备军、劳动人口的相对过剩相连，工人阶级的贫困同他们所受到的劳动折磨成正比，这就是“绝对的贫困”的积累。但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府被迫举办的福利措施，工人的绝对工资福利水平会提高，但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关系，仍然继续朝着有利于资本、财富积累的方向进行，使劳动阶级由“绝对贫困”转入“相对贫困”，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现象仍然持续下去。一项研究用大量的材料表明，“在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中，无论在实行议会制的发达国家，还是实行议会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目不暇接给”。9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实行议会制度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类比劳动人民从绝对贫困的改善，到相对贫困的发展，则是有启发的。一些同志在论证中国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1978年至2006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发生率，由30%降到2.3%。这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政府扶贫政策实施的结果，对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缓解，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不能由此推断中国贫富差距因此缩小，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困的标准也在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按照我们的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是几千万，而按照世界标准计算是2个亿。所以按我们标准计算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虽然减少，但它并不意味着相对贫富差距不在继续扩大。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断言中国只有大富小富之分，没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10这种说法违背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等因素，劳动人口从绝对贫困转向（在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的条件下）相对贫困的两极分化趋势，依然在继续进行的客观规律。特别是中国，由于在改革过程中，诸如教改、医改、房改、国企改等政策中某些失误，以及土地征用、!
    房屋拆迁等使居民利益受损等影响，导致了某些新的贫困阶层的出现，更加剧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审计总署长李金华语）的过程。当然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再强调一下，说我国收入分配有向两极分化演进的趋势，并不意味现在收入分配的整个格局已经是“两极分化”了。能不能拿基尼系数来判断我国是否已经达到两极分化的境地？有些人基于某种原因，说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说目前谈论基尼系数意义不大。这未免同他们一贯宣扬的与国际接轨的言论不相符合。 www.qiqi8.com 778论文在线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工具，是一个中性指标，二战后世界各国都在使用。我国基尼系数由1964年的0.184，1978年的0.2，上升到1980年的0.26，1990年越过0.4。上升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这是不能回避的。从水平上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还没有达到社会动荡比较强烈的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些情况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属于前殖民帝国，现在又据有跨国公司优势，从全世界吸取剩余价值，一部分用于国内劳动阶级的福利，藉以缓解社会矛盾。这对于这些国家基尼系数的下降，甚至比我国还低，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当然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怎么可以出现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我确实同意有些专家所说，影响基尼系数的结构性因素甚为复杂，不能简单地套用基尼系数的某些国际规范于我国。比如说按国际标准，0.4是社会失衡的临界点，超过0.4，就要进入警戒状态，这一条我看就不能随便套用。
    我在2003年《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一文中说：“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概括，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公平理念和居民承受能力不尽相同。拿我国来说，基尼系数涵盖城乡居民，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幅度明显是大于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幅度。1978年到2000年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2，农村内部由0.21上升到0.35，基尼系数小于国际警戒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幅度甚大，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341，上升到2000年的0.417，高于国际警戒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现时为3.1：1，若考虑城乡福利补贴等差异，则差距进一步扩大到5-6：1。由此看来，我国城乡居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收入群体和消费阶层。……历史形成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巨大差距的客观事实，使农村居民一时难以攀比城市生活，其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弹性，所以我国的收入分配警戒线，不妨比国际警戒线更高一些。”11
    基于此类结构性因素对全国基尼系数影响的考虑，我在2005年《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一文中还表达了我们现在显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两极分化,也不能说达到承受极限，我国人民对基尼系数在客观上继续上升还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当然这不意味我们不要重视贫富差距的扩大问题，并对其采取遏制措施。我接着说了基尼系数在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那种认为，基尼系数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需要长时期对付等待才能解决的观点，也是不妥的。
    按照邓小平的估计，从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向先富带动后富以实现共富，这两个“大局”的变化，即着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大约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12。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了一点。但是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与发展，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力量已经成长到可以加速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阶段。何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很快实现；而“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则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等待呢？这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是说不过去的。这显然是对财富积累一极偏袒的言论，其后果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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