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技术以及社会统计方法的系统应用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政治学就在经验资料的量化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资料的量化是所有科学的重要目标。政治学要成为一门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在资料的收集和处理上主要靠对实际政治行为进行观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计量方式,显然是达到目的的一条重要途径。


  行为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定性分析,更不否认理论指导和理论构建的重要性。相反,“行为主义政治学重视理论框架和模式的确立以及从宏观角度对政治行为进行理论概括,这使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政治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并由此产生了政治学中的一般系统论、结构功能理论、沟通理论”[13]。行为主义崇尚的理论被认为是科学的政治理论,即从经验和事实中抽象出来并接受经验和事实检验的政治理论。检验理论的方法是:将宏观理论转化成中层理论 ,即将前者的主要命题转换成后者的一组或几组命题,进一步将中层理论命题转换成能够在微观层面进行检验的一系列指标。“行为主义者为政治科学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动摇了一些长期坚持而未经检验的假设,赋予政治理论一个经验性的基础”。


  行为研究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科学的学科分类,新的分类完全脱离了法学和历史学的体系,从而使政治学真正地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的学科分类如下:


  政治科学:Ａ、政治理论(不再只是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而是政治科学理论或经验政治理论)。Ｂ、本国政治(不再只是关于国家机构与政治制度的描述与分析,而是主要关注机构的内部与外部行为),包括:①理论;②全国政治;③地方政治。Ｃ、比较政治(不再只是关于国家机构与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而是把重点放在政治主体的行为的跨国比较上),包括:①理论;②某国政治(从跨国比较的视角做国别政治研究);③某地区政治(如东南亚政治、中东政治、非洲政治等);④比较政治分析(若干国家的比较分析,全球范围内的跨国比较分析)。Ｄ、国际政治(不再只是关于国际关系史、国际组织、国际法的研究,而是把重点放在关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为和国际体系及其格局的变动的研究上),包括:①理论;②国际体系及其格局;③国际组织的行为;④某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⑤比较外交政策。Ｅ、公共管理(不再只是关于国家行政机构和行政法的研究,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所有类型的公共组织的施政行为的研究上),包括:①理论;②政府行政(全国行政、地方行政、市政);③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④比较公共行政。Ｆ、公共政策(行为主义者创建的一门新科学,重点研究公共决策的机构与过程),包括:①公共政策分析;②总政策与部门政策(中央政策、地方政策);③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决策行为;④比较公共政策。Ｇ、政治科学方法论。行为研究法使政治学与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乃至一部分自然科学具有了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即这些学科的研究者“都在研究同样的事物,即个人的(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的)行为。政治科学家研究的是被界定为政治的行为,经济学家研究的则是被界定为经济的行为。各个学科的界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划定的。然而,资料,即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察,却属同一类型”[9]。社会科学的这种统一性为不同门类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提供了广阔的基础,于是政治学的一批边缘和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虽然其中有的学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现将这些学科分类如下:政治科学的交叉与边缘学科:①政治社会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条件等);②政治人类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与相对原始的人类群体的文化间的关系,并考察政治组织的起源和演化的形式等);③民族政治学(政治学与民族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民族关系、跨国民族联系、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政治生活中的民族因素等);④政治人口学(政治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人口的政治含义,即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状况与政府和政治的关联性,以及政府的人口政策等);⑤政治(政府)经济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以及公共财政等);⑥政治传播学(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政治与传播的互动过程与模式,以及政治传播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政治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


 


  “中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Ｒ·Ｋ·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年)中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行为主义政治学把它引进对政治现象的科学研究中。


 


  系等);⑦政治地理学(政治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地理背景,探讨地理条件对国力兴衰和政治决策的影响,以及政治地域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⑧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政治活动中的个体心理因素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等);⑨生物政治学(政治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运用生物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的政治行为,探讨生物因素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影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西方政治科学首先在美国转入后行为主义阶段 。后行为主义者对许多行为主义者完全将政治科学视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进行了全面而激烈的批评,但是他们至今没有形成自身统一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和学术风格。现阶段即后行为主义阶段政治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显著特点是多元化,或者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等认为,“后行为主义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传统主义的和行为主义的观点方法的综合”,并指出现阶段大学教授们“既有传统主义的观点,也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观点,甚至在一个教授身上同时具有这三种观点”[9]。后行为主义者并未放弃政治学的科学诉求,他们中的多数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对资料的处理仍然尽可能地采取计量方式,他们只是拒绝了某些行为主义者不切实际的、过激的主张。


  政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它怎样能成为一门科学,它是或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自从政治研究形成自我意识以来,对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着。经过一代代政治学家的艰苦探索,认识在一步步地深化。现阶段的情况是,就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来说,政治科学已经越来越科学化;但是就研究成果的检验来说,政治科学还远远没有成为科学。不管如何,政治学的科学诉求总是可贵的。


  四、我国的政治学学科研究


  尽管中国的政治研究源远流长,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政治学说,但是它没有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欧、美、日一批政治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以及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首设政治学系,作为世界现代化运动在观念形态的一种反映的政治学,即主要采纳马基雅维里以来在西方逐渐形成的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并以民族国家与民主政治为总的价值取向的政治学,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一般说来,大学的系科设置和课程设置(包括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是可以反映有关学科的发展状况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的政治学各分支学科是分属于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史学的;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政治学各分支学科迅速地得到整合并作为一个整体产生自我意识,于是政治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政治学跟西方国家一样,处在法理制度主义阶段。尽管那个时代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扰攘不安,但是仍然有一批矢志于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并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学研究成果问世。当然,这些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即概念体系、理论框架缺乏中国特色。


  从1952年在我国高等院校系科调整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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