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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治哲学的研究,首先要确定恰当的切入视角,使其与相邻学科划分出清晰的边界。其次要建立起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凸显它的核心问题———“自由及其实现方式”,确认它的“二元思维”模式,勾勒它的复杂问题领域。并围绕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集纳三类重要的思想资源———规范的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政治哲学观念、当下政治生活亟需回答的基本政治问题。


  关键词　政治哲学　问题架构　思想资源


  　　汉语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较为重视:以政治哲学为命题的学术文献相对增加,举办有专门学术会议,政治哲学已进入大学课程体系。①因此,此项研究工作,应当更为有效地展开。这种展开,以对政治哲学的问题清理和思想资源集纳为基础。因为,政治哲学的研究,与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治科学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径、方法与意义,都大为不同。只有将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的问题性质与陈述方式凸显出来,才能期望政治哲学的研究建立起学科的独特语境,取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切入视角


  我们进行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是政治哲学研究究竟应当从什么角度切入。因为,在政治学与哲学的边沿上寻找自己成立理由的政治哲学,必须将自己与相临学科的界限划分出来。否则,它究竟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名称来命名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和提供的成果,就无法给出一个边界清晰的回答。这样,也就会失去自己的存在依托。对此,西方的著名政治哲学理论家们曾有过集中而持续的讨论。②这种讨论,就关注的问题而言,大致集中于政治哲学究竟属于哲学,还是属于政治学这一点。一般而言,他们认为,政治哲学以其研究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价值设准、制度理念和生活格局问题,而显示出它与一般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政治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的学科差异。③以研究者思考政治哲学学科性质的视角而言,则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这三种类型,一是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谈论问题的。较为典型的陈述是两位身为政治思想史家的著名人物给出的。一位是以写作《政治学说史》知名的乔治·Ｈ·萨拜因。他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对于“什么叫政治理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另一位则是以写作《政治哲学史》与《自然权利与历史》而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利奥·斯特劳斯。他也从政治思想史视角,对于“什么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就前者而言,萨拜因强调,研究政治哲学必须从政治学史出发。④“至于讨论政治哲学,就必须具备这门学科的历史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指出,所谓政治哲学“指的就是哲学家们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思想”。他没有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区别问题给以特别的关心。⑤萨拜因认为,政治哲学正是以它处于“更为精确、更带有技术性的学科边缘上”来显示它的存在价值。并因此认定“用演绎和推理的方法争论一门科学或哲学学科应当有什么形式或者目的,这样做通常是没有益处的”。因此,萨拜因强调对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研究而言,应当着重于政治理论产生的时代、地点、环境的分析,使得我们对于产生这种理论的当时形势以及后来相近形势的理解,具有加深之功。


  而斯特劳斯以对无视价值问题的政治科学加以批评的方式,来申述自己的何谓政治哲学的看法。⑥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出发,将政治哲学与价值追问紧紧地联系起来。一方面,他把政治哲学区分为阐述政治目的,为评价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确立标准的一门学问。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政治哲学是作为寻求智慧的哲学的一部分。政治哲学“就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就此而言,政治学说离开政治哲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种类型则是从狭义的政治理论角度讨论问题的。乔治·卡特林可以被看做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强调政治哲学之作为“伦理学的分支”的学科特质。他认为政治哲学关心的问题与政治科学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目的与手段问题。前者关注个人行为的控制,后者关注基本价值观念。他甚至将政治哲学置于“美学的基本原理或公理所作的判断”基础上,为此,他明确认为只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去说明政治价值观念,是不妥当的。⑦


  与前两种类型相区别,第三种类型是从政治科学角度划分界限的。戴维·伊斯顿从系统分析角度对于政治理论的解释,以及罗伯特·达尔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角度对于政治理论的审视,Ｔ·Ｄ·韦尔登的分析政治哲学,大致都属于此类。他们对于政治理论的学科规定性,基本上是从“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阐明一切政治现象”。或则强调政治哲学价值申述的有限性,表达一种揭示政治语言上的混乱的思想倾向;或则致力解释一类行为在某一制度中的功能。尽管他们之间的具体方法诉求和研究进路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力求将政治哲学的地盘缩小,以便在经验范围内提供更为准确的人类行为的政治解释。⑧


  从上面诸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对于政治哲学是否应当坚定地称之为“政治哲学”,态度都还是游移的。他们时而以“政治理论”来命名这门学问,时而以“政治哲学”来指称这项研究,时而又以“政治思想”来标示自己的论域。他们对于问题确认的相似性,可以启发我们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切入视角,起码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认知。


  其一,对政治哲学的政治指向与哲学论述方式的结合要加以重视。这是从政治哲学的学科归属性质上讨论问题。这符合形式命名上的“政治哲学”的指称。当然,政治哲学是否直接指向政治问题,抑或直接指向哲学问题,则是一个令人费神的问题。原因在于,哲学的问题解析与政治的问题剖判,不仅在学科性质上是相当不同的,就是在存在状态上也差异甚大。而且,就这一不同的古典意味来看,哲学致思一开始就处于与城邦政治生活相冲突的状态。前者是个人的必然选择,因为“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后者则是城邦生活必须的,因为参与城邦政治乃是公民天经地义的要履行的义务。个人的深刻反思与城邦的从众生活难以和谐一致。这时的政治哲学致思,就是致思者对峙政治活动与哲学思考的举动。这是苏格拉底这样的政治哲学活动者被处死刑的原因。⑨再就现代政治哲学致思的状况来看,我们很容易滑入一个不问价值问题,直探政治现象的陷阱。现代政治哲学的诸神之争从未间歇,但是,政治科学的致思方式对于这种争论的价值较为轻蔑。这使得政治哲学的致思既没有开阔的思维空间,也没有充分的可吸取的理论资源。为此,今天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人们,需要对政治问题与哲学问题存在的差异与相关性给予高度警惕。一方面对于它在古典情形中的对峙性予以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它在现代情景中的疏离关系加以理解。从而,在政治与哲学的紧密关联性上,为政治哲学的研究奠立基础。


  其二,对政治哲学的价值基石与制度理念要加以关注。这是从政治哲学的研究内涵上而言的。政治哲学首先关注的是政治的基本价值问题。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条件的。除开社会背景的条件之外,就是政治哲学自身的价值厘定问题。无疑,政治哲学的研究已经无法立定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角里,这是现代政治生活独特方式注定的。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特定视角切入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只能获得个人价值追问与个人生活趣味的安顿,这种追问无法解释大型复杂社会的公共问题。因此,坚持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即坚持17、18世纪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信念,便成为我们研究政治哲学问题的价值基石。而这种研究要支持的是与之相关的制度理念,落实到宪政的正当性问题上,是这种研究的价值与制度一致性所要求的。换言之,在一切制度都无法直接提供什么是最美好生活的答案的情形下,为宪政寻求价值支持与提供合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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