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下加以确认的。


  所谓“双线对举”,则是从现代政治哲学申述其独特的问题进路着眼阐释政治哲学的。现代政治哲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现代的”政治哲学,首先就是因为它与古典政治哲学具有重大的不同:一方面,这种不同体现为各自展开自己理论逻辑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各自论述问题的方法预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再一方面,便是因为它们对于当下社会政治运转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差异,使得政治哲学与政治生活的联系,更加复杂。这种分化,简单地讲,就是一种双线对举的思维方式被确立起来。现代政治哲学基本都是在“神性与人性”、“个人与群体”、“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自由与奴役”、“压迫与解放”、“国家与市场”、“自由与平等”、“民主与专制”、“主观与客观”、“积极与消极”、“一元与多元”、“激进与保守”、“科学与人文”等等对举的话题中,来谈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是近代的产物。从哲学上讲,它与近代哲学的新传统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使得这一思路具有了实际的经验观察与政治运作的支撑。另一方面,德法建构理性主义传统则使得它具有了理论思辨的观念基础。不论这种二元对峙或对应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缺陷,它对于现代政治思维的紧要性则是不容忽视的。


  二元思维对于现代政治思想的紧要性表现在,一方面,它构成现代政治在相互的关联结构中构造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理性基础,从而使得现代政治的思想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结构之中。这是多元思维的基础,也是以冲突求和谐的政治思维的基点。缺乏二元基点上的思想建构,我们就无法构造、更无法理解什么是现代政治。另一方面,二元思维虽然不是真实世界的状态,但是,作为一种理解政治生活的分析工具,它是不可缺少的。任何分析都只有在确定的参照框架中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这种参照框架不是摇动中的万花筒,可以在无尽的变幻中获得一个有益于理解某种事务的坐标。理解的参照框架必须是确定的,是由人类的思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的确定性决定的。某种政治生活方式(从它的观念到与之匹配的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方式)是否确当,一定是相对于另一个确定的政治生活方式来显示的。历史的构成要素在不同的政治生活系统中一定是交叠的,但是作为具有自足性特点的政治生活系统,则只有在各自的确定性的对比中获得认知。中西政治哲学或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的正当性与重要性,都只有在这种方法中才能获得证明。再一方面,二元对举的思维是显示思想的清晰性的条件之一。没有明确的划界,就没有明晰的思想。最优的划界是多边的划界。满意的划界是对应的双边划界。最优的是理想。满意的则存在于现实之中。二元划界是准确划界的基本形式。在“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关系结构中,我们才能准确地定位与理解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的状态。在此意义上,二元划界可以逼近认识事物的理想类型目标。要想保证政治思想的清晰性,就无法完全排斥二元思维。


  而“多重衍生”则是基于现代政治哲学对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诸多相关学科产生的边际效应,以及实际运作的政治过程发生的多重互动上来看待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的。这种多重性投射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各个问题域中,而且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就不赘言了。思想资源展开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一方面确实需要建立起具有逻辑力度的问题架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于解析这些问题的思想资源进行组合。这样我们就当然地需要借助于从传统政治思想到现代政治思想的多种思想资源,以及最能够促使政治哲学兴盛和繁荣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对于政治哲学提出的理论任务,来推动政治哲学的研究。


  而要集聚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就需要首先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思考的理论前提加以确认。这种确认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氛围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政治环境诸要素的确认,二是转型中国对于政治哲学需要的迫切程度的感知问题。就前者来讲,在当代中国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所受到的诸政治要素的影响首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单一存在性与绝对支配性,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是有负面作用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为对于思想的排斥。同时,政治制度安排的理念基础也显得较为僵化,这使得政治制度理念的探讨缺乏空间。政治生活中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的搅和,对于人们的政治思考习性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负面因素是需要我们在研究政治哲学的问题时必须加以清除的。就后者而言,开始于2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已经将中国推向了一个非得以政治体制的改革来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地步。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当然必须以政治哲学的研究奠立基础。这不仅是从政治观念对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特定视角说的,而且也是从观念上的探索容易为人们所忍耐、所接受的视角来申述的。由于观念的探索具有渐进的特性,又由于观念的传播具有过程性质,因此,为某种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筹划的时候,历史经验显示,人们通常习惯于从旧观念的清理与新观念的引进着手。也许,政治哲学就这样被推到了中国政治生活的前台。如果说这种一般的说法还不足以支持政治哲学的研究之走到中国政治生活前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走完它的经济改革道路,并且将经济改革的成就做到了最大最足之后,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出来支持它了,否则,经济改革就无法继续维持。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像当初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在各方的支持下高调开场。政治体制营造出的既定思想结构、权力分享方式、政治制度习性,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改变得了的。这就需要观念的播种,需要政治哲学来松动显得僵化的政治观念土壤。


  如果说政治哲学的研究是要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观念基础的话,那么,政治哲学的研究能否有效集纳各种政治思想资源,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应当说,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的晚近性,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基于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社会政治生活需要展开的研究活动,因此这种研究必须是在尽量集纳政治哲学研究资源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活动。对于政治哲学研究的任何可能的思想资源,我们没有采取排斥态度的资格。


  就此而言,对于汉语思想界来讲,历史的和当下的任何政治哲学流派、观点、思想,均应纳入我们政治哲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假如要将这些资源进行一个归类,则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三类:一是规范意义上的西方政治哲学理论;二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论述;三是当代中国,以及国际社会政治变革提出的急需解决的政治哲学问题。


  西方政治哲学何以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首要资源呢?而且我们还首先给西方政治哲学冠上一个“规范的”前导词呢?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传统中,政治哲学的论述,常常隐藏在其他的思想形态———诸如政治时事的议论、政治理想的表达———后面,并不具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在西方思想史上,政治哲学的论述从前苏格拉底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有自己未尝中断的理论传统与辉煌成就。而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论述与西方凸显的那个独特的“现代”社会结构恰相吻合,对于后起的现代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西方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现代的”发生了一定意义的重合。假如我们是期望“现代的”,那就不能不在辨析“西方特定的”与“西方普适的”这类微妙问题的基础上,在相当程度上依循西方的思想方式与发展道路。于是,这种规范意义,就不能在与“分析”的政治学研究的对举中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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