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就是现代政治哲学所要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最能够提供追问何谓美好生活的社会政治支持条件。也许这是现代政治哲学在划定自己的研究领地时所注定的理论命运。


  其三,对政治哲学统率政治学研究的学科层次要加以认定。这是从现代政治哲学与诸相关学科的关系上考虑问题的。一般政治理论、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比较政治的研究,相对于政治哲学来讲,都是次一层次的。即使这类研究也都追问价值问题,但是相比较于政治哲学的价值问题研究来讲,也都是次一层次的研究。因为,政治哲学提供的价值研究成果,是最深层次的价值追问结果。这同政治学某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价值问题的追问,自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一般的政治问题议论,与时代相伴随的特点相当之强。而政治哲学的价值追问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这就是今天的政治哲学研究者还要去努力研习古代希腊、先秦的政治哲学,并以之为自己的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的原因。所以,爱克斯坦才强调“政治哲学具有发人深思的能力,它可以为政治科学家提供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丰富源泉”⑩。政治哲学作为政治研究的高阶构成部分,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品格。


  问题架构


  确认政治哲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或高阶性,并不等于确定了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而后者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前者。因为,只有从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方面,才足以显示政治哲学的学科独特性。


  凸显政治哲学研究的问题架构,当然需要从政治哲学研究的具体问题着手。政治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复杂的,因此,取决于政治哲学问题陈述的逻辑要求,需要对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进行厘定。在萨拜因看来,几乎与政治哲学具有同样含义的“政治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政治事实的论述,二是对于政治问题的因果关系的论述,三是政治价值观念的论述。 而其他西方政治思想家大致也都同意,政治哲学提供给政治学以价值支持,具有一种无法替代的理论功用。 这类论述指示我们,政治哲学的研究,事实上是围绕政治价值观问题展开的。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诸神之争,从古至今就未曾歇息。假如说政治科学在处理政治现象的分析时具有某种技术性的一致性的话,政治哲学就从来未曾在一致性上有什么成就。或许正是这种不一致性,使得政治哲学具有了它的理论活力。这正是伯林刻意强调多元论对于政治哲学研究所具有的特别意义的原因所在。


  可见,政治哲学的问题复杂性与政治哲学的价值认同性的弱化情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哲学就没有一个可以辨认的基本上为各家各派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架构———从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政治哲学的论争来看,政治哲学是有一个自身的理论架构的。之所以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架构,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这是由政治哲学的学科特质所注定的。只要是谈论或关注政治哲学问题,就无法排除对于政治基本价值问题表态的共性。其二,是由政治哲学的问题的形式同一性所注定的。只要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必须对美德、善、自由、平等这一类政治哲学的古典问题或现代问题表明同意或反对的态度,申述自己的逻辑理由和实践选择,并进一步52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政治哲学体系。否则,就没有希望被承认为政治哲学家。其三,便是从政治哲学的效用角度考虑的。所有政治哲学的研究者都希望或实际上从政治价值观方面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动。假如对某种政治现象的研究仅仅对于人们认识某个政治事实具有帮助,它就缺乏政治哲学的学科品性,缺乏政治哲学开阔的视野、持续的影响力、分析的穿透力。这就注定了政治哲学一定是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域中寻求理论认同和理论影响的。其实,对于政治哲学相对集中关注的问题的形式一致性,政治哲学研究者是大致公认的。至于这种公认如何贴切地表述出来,则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 就笔者个人的意见,以为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核心,双线对举,多重衍生”。


  一个核心,即政治哲学研究围绕的最基本的问题圆心。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如何可以找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现代政治哲学来讲,关于政治哲学究竟以什么问题为核心,也有不少分歧。仅就汉语学界而言,便划分为两类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自从政治哲学研究进入当代汉语学术界之后,关于“何谓政治哲学”的问题,有着相当大的歧义。但是,政治哲学的问题核心是明显的。恰如近期出版的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便以“社会正义”来命名他们认定的这一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他们还以这种认定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既是命名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这一立场的明确宣示。 作者对于自己的这一厘定提供的理由,一是因为社会正义的命题显示了政治哲学在理论上促使人们将社会逐渐改善为正义的社会的目的,二是因为政治哲学也显示了实际上的人民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建立正义社会的状态。


  另一种意见则对上述说法表示反对。一方面,论者认为社会正义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各派政治哲学家对于社会正义的解说,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对峙性。以社会正义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就将政治哲学换算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正当性”争论。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应当是交锋双方的争论焦点,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说辞。就此论者指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用‘历史与自由的紧张’表述也许更加恰当一些。它是政治哲学演变的动力。”


  无疑,就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的指认的确当性而言,后者要比前者来得合理。确实,仅仅将某一流派或某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哲学核心命题作为整个政治哲学(包括古典的政治哲学与现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共同核心命题,是一种涵盖力较为有限的说法。我们必须从各家、或主流的政治哲学诸流派的政治哲学命题中去概括出政治哲学的共同核心主题。否则,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无以显现出来。


  于是,所谓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就是通过对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综合把握,凸显而出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这个政治哲学问题。“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也可以表达为“自由与历史的紧张”。前者着意于自由及其可能性的理论分疏,后者着意于自由及其实现的现实历史条件问题。从政治哲学的理论定位上来讲,后者也许更适宜于表达政治哲学的理论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构成政治哲学的问题核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自古至今,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追寻自由。 其二,自古至今,人类关于政治问题的思考就是围绕自由问题展开的。其三,分歧巨大、表现复杂的现代政治思想,也是在陈述各自思想流派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上来阐述他们的主张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三大流派———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是在对于自由的论述中延伸自己的理论立场,并且就此划分出各自的理论界限的。当然,就政治哲学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差异性而言,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之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阐释,是极为不同的。我们当然要站在现代的视角来观察与分析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作为现代问题的诸观念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在古典的哲人式的沉思中去省思自由问题。这正是划分出现代条件下极端右翼政治思潮与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界限所在。哲人式的沉思既解决不了大型复杂社会的组织化生活的正当性问题和正义性问题,从而无法提供给人们通达自由的制度道路;同时,也无法解释个人的沉思如何可以传达给大众的政治问题,从而将政治与哲学完全对峙起来,无法实现政治哲学提供给政治生活以确当的价值指引的任务。就此而言,自由及其实现方式之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又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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