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而且,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现实地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理论坐标之一,他们提出的理论规范、基本方法、研究范式,具有先起的研究强势,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自觉不自觉地会受到这类强势研究成果的影响甚至制约。虽然从研究的道义上讲,这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一个相对趋同的大型复杂社会运作的模式中,这种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从今天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概念、范畴、理论、推导方式诸方面来看,汉语政治哲学的研究完全是“西方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翻版———不论这种研究具体的价值取向多么不同,研究者的意图差异如何巨大,研究所指向的具体政治问题是怎样的区别开来。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甚至将这类研究径直称之为“政治理论(哲学)在中国”,而不是将之命名为“中国的政治理论(哲学)”。


  中国古典传统政治哲学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政治哲学问题之所以是具有意义的,一方面,乃是因为我们在汉语文化语境中谈论政治哲学问题时,势必受到传统政治思维的重大影响。如果说这种断定具有某种决定论的色彩,因此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进一步可以强调,古典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人类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域与基本思维方向。尽管这种思考的典范性、清晰性、系统性在现代视野中看来不那么足够,然而它的指示性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政治哲学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神经、左右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塑造中国人的政治行动方式,它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与区域正当性还是一笔需要清理的遗产。不论是将之作为历史的遗迹来加以处理,或者是作为现实思考的参照。况且中国之如何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化的问题,一直是搅动我们政治神经的现实问题,不理解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制度诉求与理想追求,我们就无法理解在告别传统的同时如何可以将传统政治哲学中有利于现代政治思考的东西凸显出来,那就无异于严重浪费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资源了。而且,在诸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胡适、徐复观等思想家那里,他们的类似努力已经得到了思想回报,对于他们之理解和把握现代中国政治的脉搏具有较大的帮助作用。再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致思,是我们得以理解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既有参照。没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这种坐标作用,我们就难以划出我们接受与拒斥的政治哲学基本理念的界限。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只有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死坐标,而是说理解传统成为了理解现代的条件。这也许是确认中国政治哲学价值的最有利的理由。


  无疑,我们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目光,最终还是要聚焦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上面。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既包含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也包含国际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换言之,进入我们的政治哲学观察视域的政治生活,不单是我们“自己的”,也包括西方社会这一“别人的”政治生活。前者,是我们得以透过我们所熟悉的实际的政治生活,将我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上升为政治哲学思考的当下条件。缺乏这个当下条件,一切政治哲学思考就是空的,就是无己且有待的。无己,是指确认不了理解者自己的理解身份与欲求,这样就使得理解必须附设诸多条件,变得“有待”了,并无法显示这种理解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何观念何指向的,从而使得理解变成挂空的东西。 后者,是我们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环境条件,所谓环境条件,不仅是从理论氛围上说的,也是从“国际社会”、“全球化”处境上说的。我们所在的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国家间政治活动主体的时代,对于任何民族—国家而言,就国内政治讲,公民们享有其宪法赋予的诸社会政治权利,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一切政治哲学思考的当然起点与当然视角。而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如何将适用于国家主体的宪法扩展为“万民法”,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的问题了,它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思考的现实话题。在诸种政治哲学思想资源的吸纳中,稳住基本的现代政治价值立场,已经成为我们得以富有成效地进行政治哲学理论致思的前提。从一切政治哲学之作为当下政治生活需要的副产品的理论特性上来讲,中国目前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迫切性质,以及国际社会在稳定现代主流的政治生活方案的前提条件下,对于诸政治哲学流派的有效吸纳,便成为我们政治哲学致思的现实处境。


  相对而言,前两者是理论性的思想资源,后者是实践性的思想资源。两个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就前者来讲,它按照理论逻辑的自我延伸,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制约。就后者来看,则依照理论依托的现实基础,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发生影响。假如研究者能够站在理论与现实的边界上,深入思考实际问题,并予之以富有力度的理论建构的话,那就意味着政治哲学研究的一种突破。自然,在实际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对于政治哲学研究资源的吸纳,则并不一定必须同时是古今中西俱在的,站在某一种政治哲学立场或视角,对于当代政治生活作出某种理论反应,也都是可以获得创造性政治哲学研究成果的。


  ①如在“西方政治哲学”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样的题目下出版的学术文献,不在少数。2001年内,北京、香港、广州三地就分别举办三次以“政治哲学”为主题的专门学术会议。仅就不完全了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则开设或准备开设政治哲学课程。


  ②对于这种讨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组织翻译出版的詹姆斯·Ａ·古尔德等编辑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较好的收集之功。


  ③参见ＲｏｂｅｒｔＥ.Ｇｏｏｄｉｎ等编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第一部分。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5年平装本。


  ④对于萨拜因关于政治哲学性质论述的概述,参见上书所收萨拜因论文《什么是政治理论?》。


  ⑤其实,在《现代政治思想》一书中所收的诸政治理论名家作品中,大多数论者都是在“政治理论”的名义下来谈论政治哲学问题的。不惟萨拜因是这样,伯林也是这样。只有斯特劳斯较为顽强地坚持了“政治哲学”概念的准确性,而且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政治思想的差异性作为理论的一个支撑条件。


  ⑥参见《现代政治思想》一书所收斯特劳斯的论文《什么是政治哲学?》。


  ⑦⑩ 《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443、14页。


  ⑧参见《现代政治思想》一书有关论文。


  ⑨参见萨拜因等《政治学说史》第一编(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这一编对于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活动与城邦政治生活间的关系,有很好的描述与分析。又见刘小枫《刺猬的温顺———伯林与斯特劳斯》,载萌萌编《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斯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上节所举诸西方政治思想家,基本上都程度不同地承诺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功用。


  参见《现代政治思想》一书所收伯林论文《政治理论还存在吗?》,尤其是该文中间部分。　 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前述的《现代政治思想》,以及伯恩斯的《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就可以知晓这一点。


  参见韩水法编《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参见《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第12页。


  参见范素《“政治哲学”是如何可能的》,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8月1日第6版。


  参见邹铁军主编《自由的历史建构》(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尤其是第29～72页对于西方古典社会自由观念与理论演变的描述。当然,全书都可以被视为是对于自由之作为政治哲学核心主题的证实性历史描述。


  参见焦树安著《比较哲学》第六章“比较哲学的可比性问题”对于可比性与比较方法的讨论。中国文化书院1988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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