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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响，1982年生，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凯，1960年生，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吕美晔，1980年生，管理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哈罗德和多玛认为资本积累能够推动生产能力的转化，在经济持续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随着对生产函数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除生产能力外，市场需求同样需要考虑，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需求作为支撑，潜在产能不能得到有效释放，生产能力的增长便不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约束正逐渐由资源供给约束向市场需求约束转变。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代表魁奈在研究了剩余价值分配使用中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后认为，维持一定消费需求对维持再生产规模具有必要性。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面对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措施，将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在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强调“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将扩大农村消费摆在扩内需、保增长的首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从21％左右下降到12％，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23％的平均消费率水平。①据统计，占中国人口总量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其消费量却仅相当于全国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可见农村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消费作为居民最基本的经济行为之一，受到居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除收入水平等差异外，消费者还可能因其所处的年龄阶段而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因而有学者试图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对中国一直存在的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问题加以解释。袁志刚等将养老保险制度引入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叠代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推导出子女(未来劳动力)数量可以通过改变养老金收益和代际转移金额来影响最优储蓄率，指出为了保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只能为子女装备更多的资本，用以提高他们未来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子女数量的下降是城镇居民消费降低的主要原因。②王德文等指出人口转变对居民储蓄率确有显著性影响，在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引致劳动年龄人口经济负担减轻、储蓄增加的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使得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减弱。③Modigliani和Cao以中国1953-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依据，将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率归结为长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儿童抚养系数转变的结果④，这与袁志刚和王德文等的结论相一致。与前述观点不同的是，王金营等在研究中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指出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减慢，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⑤李文星等也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不同的是他们采用了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结果表明，儿童抚养系数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⑥
    综合来看，以上研究结论大多支持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相关关系，但由于研究方法与对象选取不同，少儿与老人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方向尚存在一定争议。同时，已有研究多以城镇居民为对象，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针对中国农村居民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专门研究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消费的影响，通过相应政策调整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对于依靠刺激农村消费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政策的执行具有积极意义。
    从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负担系数⑦变化趋势(见表1)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地区平均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负担大约42个14岁及以下的儿童和9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而到2007年，这两个负担指标变为28个儿童和13个老人（转载自 wＷw.qiqＩ8.cn 778论文＃在线）⑧，各项负担系数均不同程度地高于同期城镇地区的水平。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偏低，是否受到了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如果是，那么它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将主要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行探讨，并最终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积极性，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Modigliani和Brumberg较早地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简称LCH)。LCH将消费者一生的财富看作是封闭的，消费者个体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财产不会在代际间发生转移。该假说认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且长期消费水平与其所处的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青壮年阶段，劳动人口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会高于其他年龄阶段。⑨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同时，非劳动人口比重小，劳动年龄人口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负担就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消费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比例。⑩相反地，社会中儿童与老人等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储蓄率就越低，消费率也就越高。
    LCH在讨论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时，将收入概括为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两部分，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人们会利用储蓄平滑各阶段的消费，而储蓄净额也会在消费者生命终结时减少到零。但根据Browning和Lusardi的调查结果显示，1982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储蓄率达到11.5％，高于25～54岁间的各年龄段，仅次于55～64岁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11)理论与实际之所以存在矛盾，原因在于LCH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财产的继承与遗留问题。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则任何一代人的效用同其后代人的效用必然存在联系(12)，消费者最终的储蓄净额就不可能为零，消费水平也将随着其财产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Samuelson就认为财产在家庭中会发生代际转移，孩子在成年前从父母那里获得财富转移(例如接受教育)，成年后又再将财富转移给自己的孩子。Samuelson在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简称HSDM)中指出，孩子可以作为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即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对未来的生活保障越有信心，家庭收入中用于养老等生活保障的储蓄就越少，消费比例也就越高。反之，子女数量少，父母就会更倾向于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13)虽然HSDM所得出的结论与LCH存在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分析角度却不相同。
    由于中国农村环境的特殊性，在将LCH与HSDM应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分析时，这两种理论模型均可能存在局限性。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在代际关系紧密的中国农村地区，由于遗赠动机(14)的存在，老龄人口在其存款能够满足余生消费的情况下，仍会选择维持低消费水平而继续储蓄，目的是为子孙后代遗留更多财产。与LCH的推断不同，强烈的遗赠动机可能使老年人口增加反过来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其二，与袁志刚等研究的城镇居民消费特征相似，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消费，已经不单纯取决于消费品的数量，更取决于质量。例如，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激励并迫使父母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15)，农民对单位子女培育成本的增加，可能反而会高于由子女数量下降引起的即期费用减少。综上所述，家中子女与老人数量的多寡，的确能够对农村家庭的当期消费产生影响，但其作用方向要取决于消费者在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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