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理论及实际问题，本文将中国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农村居民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两项衡量年龄结构的指标，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人口年龄结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传统的消费模型C=f(Y)，通过构建新的消费函数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鉴于实际模型的复杂性与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借鉴樊纲等的做法，将原消费模型以线性函数近似替代(16)，如模型(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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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外，根据传统消费模型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本文将前期消费率[CONS(-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对数(LnEARN)、人均收入增长率(EG)、收入差异(ED)、实际利率(RI)和城镇覆盖率(TR)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2)，且所有收入指标均为经过相关价格指数转化的实际收入，以确保各数据间的可比性。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19)，由30个截面个体组成，研究样本期间为1993-2007年，面板数据共有450组观测值。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定检验
    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相比，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与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或是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二维性，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根据F检验与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作为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即从统计意义上认为中国不同省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同，但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的自发消费率(截距项)存在显著差异。这样设定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采用计量软件Eviews5.1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达到0.9220，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总体对因变量农村居民消费率具有相当高的解释力。除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EG)和实际利率(RI)外，其他变量均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尝试将不显著变量EG和RI逐一剔除，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发现，剔除上述两个变量后，其他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上未发生明显变化，而模型的拟合度却有所下降(变为0.8776)。因此，本文在模型中仍保留上述两个解释变量。
    
    从表3的结果可见，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用于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农村居民少儿抚养比(CDR)和老人抚养比(ODR)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作用，但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
    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在5％的置信水平上影响显著，且作用方向为正，少儿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会随之下降0.002个百分点，检验结果支持了LCH和HSDM，并与前文袁志刚等和王德文等的结论大致吻合。在研究的样本期内，中国农村居民少儿抚养比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41.87％迅速降至目前的27.96％，降幅达到三分之一。剧烈变动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走低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子女数量下降后，用于抚育子女的即期费用相应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必然随之缩减。其二，随着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竞争的加剧，为了满足子女将来教育、事业和组建家庭的需要，更多的农村家庭会有意识地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20)袁志刚等将其解释为，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居民养老问题必须依靠数量较少的劳动力来解决，为了保证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出现显著提高，居民只能选择限制消费行为，为子女装备更多的资本。其三，如HSDM所述，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减少，会增加父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为减少子女成年后的抚养负担，他们会从当期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作为将来的保障性储蓄。其四，在农村地区，子女一般会较早地投入到劳动中，而农村儿童教育时间的延长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必然意味着“受抚养年限”的增加。因此，在未来若干年内，即使子女从年龄角度已算作成年人，但在家庭劳动者数量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父母要继续负担子女的生活、教育费用，导致他们对当前消费更为谨慎。
    老人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同样显著，但方向为负。老龄人口负担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0.0045个百分点，结论与LCH不一致。这种背离的产生与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首先，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机制刚刚起步，截至2007年底，中国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平均比率只有5.63％，最高的江苏省也仅为17.44％，远低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76％的平均水平。(21)由于消费敏感度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紧密相连，在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家庭仍是人们养老的主要依托(22)的情况下，老龄人口只能减少消费支出，将储蓄存款作为养老保障的替代品，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其次，根据遗赠动机的解释，老年人在储蓄能够满足其消费的情况下，大多仍保持较低的消费水平，将大部分的财产遗赠给后代。尤其是在代际互换关系密切的中国农村地区，老人节衣缩食却为儿孙留下一大笔遗产的现象更加普遍。第三，由于农村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更为保守，其消费的商品结构较其他社会成员有很大差异，除了购买基本的廉价日用品外，他们几乎不会消费高档消费品或非物质类商品，在社会中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消费层次。所以，农村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农民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幅度减小，抑制了农村消费率的提升，而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与消费观念落后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早期人口政策效果的显现，中国农村的儿童抚养比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下降之后，降幅从2003年起开始趋于平缓，而农村老人抚养比的增幅却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6亿，占总人口的12％。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到达峰值，总数达到4.37亿，将占到中国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明显。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老人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将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因素。
    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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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通过对1993-2007年农村消费状况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则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子女远期培育成本剧增、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和消费习惯保守是当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针对以上分析结论，要解决农村消费市场低迷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补贴力度，拓宽资金筹措渠道，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切实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统筹安排农民子女就业工作，提供全面的就业指导服务，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增加农村家庭的预期收入，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第二，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医疗保险体系。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采取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公平问题，解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避免逐步显现的老龄化态势给本来就不活跃的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大力宣传并倡导积极的消费理念，引导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口转变消费行为。只有真正从农村居民需求着眼，结合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层次与消费特征，推出符合当地农民价值观的产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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