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的唯一目的，从这场危机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方案，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1、造成危机的表层原因

　　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管理不善、违规操作、行政干预和政治腐败。

　　管理不善

　　对于在人民公社体制中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农民来说，“合作基金会”无疑是一种“新生事物”。因此，合作基金会的“会员”们往往既缺乏“合作”的经验，更缺乏“金融管理”的知识，当然也没有现成的、成熟的规章制度可资借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到建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违规操作和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仅仅由于经验、知识、制度的短缺，合作基金会也有可能陷入危机之中。

　　如果合作基金会的发展过程是自然的、渐进的，那么这些欠缺和不足都会在实践中被逐渐克服。时间能够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的干预打破了基金会的自然节奏，人为地加速扩张使得合作基金会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而且也使这些先天不足的危害发挥到了极限。

　　在央行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大量调查报告中，各种各样的“抨击”或“指责”俯拾皆是：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专业知识不足，绝大多数达不到从事金融工作的最起码的要求；不认真执行财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混乱；资产质量差，随意放贷，既无可靠的担保，又无有效的抵押；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超比例放贷，备付金、风险保证金、呆帐准备金不足；合作原则被彻底抛弃，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尽管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央行官员的傲慢与偏见，但却不能说这些“抨击”或“指责”是“诽谤”，因为它们确确实实都是准确的“陈述”，它们说的都是“事实”。

　　违规操作

　　从一开始，中央就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职能和经营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三令五申地强调，农村合作基金会只能从事“自愿”的“内部融资”，而且必须保证“不对外吸收存款”、“不对外办理贷款”，还明确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在实际运营中，基金会却突破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界限，不但对外办理存贷业务，而且还高息揽存。综合几个省区的调查资料来看，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存款年利率大致介于18%—24%之间。这种情形无疑加大了基金会面对的金融风险。这是因为，当合作基金会越过了“内部融资”的界限，从事对外存贷业务的时候，其固有的管理经验不足、金融知识匮乏、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更何况，对于任何一种金融机构来说，以20%以上的年息吸收存款都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

　　“违规操作”的另一面就是“监管不力”。高息揽存并不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专利，实际上，这几年几乎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搞花样繁多的高息揽存。央行监管不力是主要原因之一。[3]

　　行政干预

　　也许即便没有政府的干预，农村合作基金会也会违规操作。当然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却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政府的干预推动了基金会的违规操作，甚至可以说正是政府迫使基金会从事违规操作，并使这种违规操作发展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程度。相反，面对基金会长达数年的违规行为，中央银行根本就没有发挥它理应承担的监管职能。

　　按照控制主体的属性，广西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可以分为3类。“一是政府主导型。这种类型是党政领导成员直接担任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经理，或由政府直接选派和任命董事长和经理。全区县、乡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兼任董事长或经理的648个，占77.6%；由县、乡党委、政府任命董事长或经理的53个，占6.3%.二是半政府主导型。这种类型是由党委政府推荐干部、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党委政府的推荐任命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经理。全区通过这种办法由农业行政部门任命董事长或经理的105个，占12.6%.三是群众选举型。全区有群众（会员）选举董事长的29个，占3.5%.”[4]可见，仅仅有3.5%的基金会在实行自治管理，而96.5%的基金会都处于党政机关的直接的、绝对的控制之下。

　　大量证据显示，合作基金会的绝大部分呆滞贷款都是政府不合理干预的产物。广西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实施方案起草小组指出：“据我们调查，农村合作基金会投放的资金，大部分都是经当地党委、政府研究同意，或党政主要领导批示、指示之后投放的。如容县容厢镇党政主要领导，指令该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投放资金1963万元，用于兴建该镇办公楼、修村公路、搞开发区、办市场等，所用资金占投放资金总额71%，长期逾期难还，逾期率达74%.又如，陆川县全县逾期款7795万元，其中80%是由于不合理行政干预造成的”。[5]

　　政治腐败

　　尽管“瞎指挥”之类的行政干预也会带来金融危机，但仅仅是这种不合理干预决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正是由于在行政干预之中掺杂了严重的腐败因素，才使得农村合作基金会迅速陷入不可挽救的危机之中。与管理不善、违规操作和行政干预相比，政治腐败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腐败不能容忍完善的管理，腐败必然要求违规操作，腐败必须依托或借助行政干预才能得以实现，所以腐败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管理不善、违规操作和行政干预得以存在并愈演愈烈的根本条件和动力。

　　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呆滞贷款中，绝大部分是钱权交易的结果。有钱的贷款人与有权的审批人之间的勾当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经理几乎全都是党政领导干部，贷款的审批权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而真正的主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会员——则没有任何权力。某些贷款的回扣高达30%以上，而且这类贷款的年利率往往超过30%.很显然，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贷款是无法偿还的。当然，贷款人根本就没准备还钱，而审批人也没准备收回他亲手批准发放出去的贷款。

　　另外一类“温和”一点的腐败则是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贷款审批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例如，用基金会的钱给干部发工资；用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本地区工商企业的发展；明知无法偿还，却动用基金会的大笔资金兴建办公楼、学校、公路、参加各种升级达标活动？？即使在这类活动中审批人自己没有直接贪污一分钱，这种行为也属于典型的腐败行为。因为这类行为的实质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党政官员用基金会会员和储户的钱为自己买官。

　　这种现象并非广西独有，而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例如，四川省南充市的许多乡镇党政领导，不尊重基金会的自主权，随意平调基金会的资金，或以各种形式强行向基金会借款。他们用基金会的资金修建公路和街道、盖乡政府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搞“普九”达标、兴办乡镇企业？？有的乡镇政府买车、开会、保安、绿化、接待上级检查、小车维修都要基金会掏钱。基金会简直成了基层领导的“小金库”。[6]

　　背景资料：腐败的“寻租理论”

　　一般说来，垄断行业的利润率要高于竞争行业，由于垄断而获得的额外利润被称为“垄断租金”。当政府管制导致垄断存在时，许多人就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追求这种垄断地位，并凭借这种垄断地位获取“垄断租金”。这种行为被称为“寻租”。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给有关的政府官员行贿是获取垄断地位的最佳策略，也是一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活动。当然，行贿者决不会做赔本的买卖，行贿资金来自“垄断租金”，在政府官员和垄断经营者之间结成了一种瓜分垄断租金的同盟。政府官员和与之勾结的垄断经营者都是政府经济管制的受益者，而受害者则是全体消费者。

　　需要指出的是，“寻租理论”并不能解释与农村合作基金会危机相关的腐败行为。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金融行业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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