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摘要：本文在揭示出制度变迁共同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继而借鉴制度变迁划分理论，笔者引入了“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对汇率制度变迁做出理论上分类；最后，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地阐明了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现阶段应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未来可考虑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制度变迁、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中元共同货币区
一、引    言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又成为经济界关注的热点，眼下存在着三种主要观点：①张五常(2001)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可以自由浮动，因为就算你不让它自由浮动，但在黑市里它也是可以自由浮动的。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禁止黑市来限制它的浮动。当人民币汇率跌的时候，你可以用外汇管制来帮它。②郭建泉(2001)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改革最现实的安排是尽快实现由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向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转变。③胡祖六(2000)认为，人民币应该有序地退出当前锚住美元的钉住汇率制，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即重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思考一下，第一种观点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它可能既导致市场效率损失又造成汇率不稳定；第二种观点是逆汇率制度变迁趋势而行，因为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按照规则中国必须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这样，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因此，相比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但遗憾的是金融专家胡祖六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论论证。由此，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究竟如何选择？笔者拟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理论对此做出研究。
二、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一）制度变迁及汇率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因
汇率制度变迁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尽管有其独特性，但是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仍然具有制度变迁的共性，因而在研究汇率制度变迁之前，我们需要探究一下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因。根据现有的理论文献可以将制度变迁的动因概括为五类。
第一、经济增长推动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舒尔茨和拉坦持这种观点。舒尔茨(Schultz,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认为广义的制度是指管束人们的一种行为规则，限制到经济学领域内，制度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是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内生变量，因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制度变迁。尽管如此，舒尔茨也承认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这样来分析，如一些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就不能。拉坦(Ruttan, 1978)也认为，“制度变迁不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使用性的活动。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 。
第二、利益格局变化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是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戴维斯与诺斯(Davis and North,1979)持这种观点，他们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文中，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或收入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动团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即利益格局变化导致制度变迁。
第三、技术变迁决定论。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主张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持这种观点的有马克思(Marx)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Veblen)及其追随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生产方式的变化（即技术变迁）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即制度变迁），尽管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对前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前者是提供社会制度变迁的更为基本的动态力量。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Veblen)及其追随者阿里斯(Ayres)提出了老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主要纲领，“该纲领集中考察了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了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 。因此，他们也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因素，技术变迁导致制度变迁。
第四、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也就是主张制度决定论而否定技术决定论。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持这种观点，他们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荷兰和英国进行了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变迁，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在被卷入的争夺政治统治的斗争中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它们的经济结果陷入了停顿” 。
第五、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互动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不应该把两者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极，而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看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拉坦(Ruttan,1978)持这种观点，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拉坦主张，“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依赖性很高，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力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也应该包括这些共性因素：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
从经济增长来看，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由于平稳的汇价机制推动了国际间经济贸易得以快速地增长，结果，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贵金属货币供给量产生了矛盾，致使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制度内在地向信用货币制度转变，汇率制度也随之内生地发生变迁。以当时最主要的国家英美法为例，信用货币的比重从1885年的66%上升到1913年的87%  。信用货币比重的大幅增加，使得原有的金属货币自动调节机制逐渐弱化，国际金本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正如特里芬指出：“总的来看，19实际更确切地说应是信用货币本位制度的出现和增长的世纪，同时也是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安乐死的世纪，而不应说是金本位的世纪” 。这其中就暗含着，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贵金属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也会内生地发生制度变迁。
从国际利益格局变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资本债权下降了大约40亿美元；法国也损失了4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德国则几乎损失了其全部海外投资。二战后，欧洲和日本更是一片废墟，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陷于瘫痪。而与此相反，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一跃成为最大的国际债权国。这样，战争摧毁了英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英镑已不再是人们唯一乐于接受的货币，美元已强烈地威胁并直接替代英镑，充当起新的国际货币的职能。这样，国际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内在地需求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发生变革，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黄金本位制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便孕育而生。
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运动直接导致各国外汇管理制度发生变革，进而引致汇率制度变迁。据资料显示，到1994年，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