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C2)占据主导地位，而忽略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C1)。假定不考虑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则有：
（3）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小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C2 < E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称之为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不再需要考虑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已成为衡量是否进行汇率制度变迁的核心标准。这样，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小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在汇率制度需求者愿意支付的范围内，则就会发生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同时，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又造成了国际收支持续恶化，经常账户出现巨额逆差。由此，美元信誉出现严重危机。1968年3月至1973年3月，美元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黄金挤兑危机，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陷于崩溃。事实上，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履行美元可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公开与黄金正式脱钩，标志着以美元――黄金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之一被破坏。1973年3月19日，在美元接连不断出现危机和贬值的压力下，6个欧共体成员国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彻底崩溃。显然，这种汇率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
（4）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大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C2 > E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也称之为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是衡量是否进行汇率制度变迁的核心标准。这样，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大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超过了汇率制度需求者愿意支付的成本，则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就不愿意自我进行汇率制度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外力来推动其进行汇率制度变迁，笔者称之为外部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如1997年东亚货币危机后，泰国特别是韩国为了得到IMF的金融援救，虽然很不愿意按照IMF的那一套金融援救计划进行本国金融体制和汇率制度变革，但是在货币危机强大压力下也只好接受IMF方案，进行金融管理制度包括汇率制度变迁。
四、汇率制度变迁理论对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启示
首先，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包括制度变迁的共性因素：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据此，从经济增长来看，1995-2000年中国GDP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都在7%以上（见表1）： 
                         表1：1995-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                   单位：%
类       别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GDP增长率 10.5 9.6 8.8 7.8 7.1 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阶段非国有经济已占到GDP的2/3强。这些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很高，从而决定它们迫切要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由此，它们内在地需求人民币汇率由钉住汇率转向管理浮动汇率，以反映外汇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价格。
此外，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贯穿于整个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制度，对应的汇率制度为固定钉住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为强制性外汇计划，对外汇实行留成制度，对应的汇率制度为双重汇率制度。其中，1979-1985年为官方汇率与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年为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强制性外汇计划，允许外汇使用者凭有效进口单据从指定银行购买外汇；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与此相对应地，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力因素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需要退出钉住汇率制，重归管理浮动汇率制。
其次，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我们可以推论出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应由钉住汇率制重归管理浮动汇率制。而且，这种汇率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在前文中我们曾概括出，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开放度、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地理集中度、GDP增长率、失业率或通胀诱因、资本流动、外币储蓄/M2或美元化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其中，通货膨胀率、贸易冲击脆弱性和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是推动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因素。在这里，笔者接受Poirson(2001)观点：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户均GDP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没有显着的作用。而且，我国不存在美元化现象和政治不稳定。因此，根据剩下的影响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合意的汇率制度应该在HB, CP, CB, MF或IF中选择  ，而实际上1995-1999年人民币汇率逐年变动幅度非常小(见表2)，表现为IMF传统的固定钉住制，具体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史晋川、沈国兵,2001）。可见，1995-1999年间，中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完全不符。
表2：1995-1999年人民币汇率及其逐年变动幅度
类      别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人民币汇率 8.35 8.31 8.29 8.28 8.28
逐年变动幅度(%) ― -0.5 -0.24 -0.12 0
注：人民币汇率为年末中间价，单位为1美元合本币数；Source: http://www.stats.gov.com/sjjw/ndsj/gjnj/0936.htm
尽管中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完全不符，但是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而阻止了资本流出，隔离了外来游资对汇率制度的冲击，从而幸运地规避了货币危机和汇率制度崩溃。但是，在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按照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① 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后，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② 银行及证券2003年开放银行间人民币往来；③ 2004-2005年，A、B股合并，允许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基金管理，并开放人民币汇率政策；④ 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办理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到2006年，外资银行获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4-5年内，不管愿意与否，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都将实现市场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将完成由准外汇管理向宏观间接外汇管理转变，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单一货币钉住），而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然，这是一种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惬意的是，既然中国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管理浮动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已经相符，所以，入世后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无非是货币当局在实际中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最后，从长远来看，我国可考虑未来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而且，这一预期是有很强现实背景的。2001年11月13日，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按照WTO规则，两岸都必须在限期内逐步开放各类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并且，根据WTO非歧视性和贸易便利化原则，台湾当局有义务开放两岸、实现直接三通，取消对两岸经贸交流一切不合理的限制。这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随着大陆和台湾正式加入WTO，而且香港和澳门早已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区，因此，可以预测，不久的将来，大陆和港澳台经济金融一体化必将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实上，11月28日据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第14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透露，入世后中国政府已着手考虑在内地、香港与澳门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例和框架之下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香港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从而形成比一般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更加紧密的贸易互惠关系，体现出内地与港澳之间一个国家几个关税区的特殊关系和客观现实。而且，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如果台湾当局实现直接三通，作为单独关税区加入后，一个融合大陆和港澳台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便正式形成。实践中，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市场一体化，而市场一体化内在地需求金融、货币一体化。因此，出于节约外汇交易成本和规避汇率风险，必将推进自由贸易区内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这样，“一国两制”下大陆和港澳台自由贸易区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一个“中元”共同货币区应比当初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欧元区更加必要和可行。当然，要真正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元”共同货币区，还有赖于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政治框架，实现直接三通；而且，人民币必须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在这些前提下，随着自由贸易区内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可逐步实现人民币、港币、澳元和新台币四种货币由汇率稳定到汇率固定，并适时创造出共同货币“中元”，然后按照拟定的期限逐步完成货币统一的任务。因此，未来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既是符合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趋势，也是推进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理 论 小 结
本文首先在揭示出制度变迁及汇率制度变迁共同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其次，通过借鉴制度变迁划分理论，笔者引入了“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对汇率制度变迁做出理论上分类；最后，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地阐明了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现阶段应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未来可考虑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








参考文献：

[1] 郭建泉. 汇率制度的演变趋势和我国的选择[J]. 管理世界，2001，(3): 125
[2] 胡祖六. 人民币：重归有管理的浮动[J]. 国际经济评论，2000，(3-4): 8
[3] 科斯等著.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74-395.
[4] 林毅夫(1990).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A].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 科斯等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94-395.
[5] 史晋川、沈国兵. 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J]. 经济学家，2002，(1)：41-46.
[6] 史晋川、沈国兵. 汇率制度的选择：一个多变量标准及其实证应用[R]. 200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2001. 1-10.
[7] 张五常. 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浮动[N]. 经济学消息报，2001-01-12 (4)
[8] Obstfeld, M. and Rogoff, K. 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81-85.
[9] Poirson, H. How do Countries Choose Their Exchange Rate Regime[R]. IMF Working Paper No.46, April 2001, P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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