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工业国基本上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且，从1991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了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地放松外汇管制。而外汇管理制度变革必然会引致汇率制度变迁。从实践来看，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改变其汇率制度，从钉住单一货币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或是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据统计，钉住单一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62.6%下降到1994年的29.0%，而选择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所占的比例却从1976的23.4%上升到1989年的28.2%。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比例却又明显地减少，从1989年的28.2%下降到1994年的17.4%。相反，发展中国家却愈来愈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采用的国家比例从1989年的33.6%增加到1994年的53.5%  。
（二）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
当然，除共性因素之外，汇率制度变迁还有其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经济学家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选取了16个影响变量作为检测标准。其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开放度、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地理集中度、GDP增长率、失业率或通胀诱因、资本流动、外币储蓄/M2或美元化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相比而言，在这16个影响变量中传统的最佳货币区衡量标准，诸如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户均GDP似乎没有显着的作用(Poirson,2001, 第4页 )。
在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中，通货膨胀率、贸易冲击脆弱性和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是推动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因素。以新兴市场经济墨西哥和泰国为例。1987年12月墨西哥在经历了数年高通货膨胀之苦后，将比索钉住美元。其后，从1989年1月始墨西哥由固定汇率变为预先宣布的爬行钉住，1991年末又引入了汇率带，允许货币缓慢贬值。这一系列汇率制度变迁的主要目的都旨在通过货币钉住来确立低通胀信誉。但是，事实上墨西哥并没有因此而确立了低通胀信誉。同时，外贸出口十分脆弱。1993年墨西哥经常账户赤字已占其GDP的7%，1994年为8%。这样，1994年12月在墨西哥新政府宣布比索贬值15%之后，市场信心骤然丧失，投资者恐慌，资本市场发生逆转，比索急剧贬值，货币危机很快恶化。结果，墨政府不得不放弃钉住汇率制而转向浮动汇率制(Obstfeld and Rogoff,1995)。
同样，泰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为了吸引外资，1990年5月泰国宣布了第一轮外汇自由化改革方案，接受IMF第Ⅷ条条款，消除对经常账户下支付的所有限制。1991年5月泰国又进行了外汇自由化第二轮改革，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对非居民在资本、货币市场从事的证券、信贷交易和直接投资以及商业银行交易全面放开，实现自由化；基本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结果，1994年以后，泰国经济出现了过热迹象，通胀率高增不下、经常账户赤字显着扩大，尽管政府当局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泰铢与升值的美元固定钉住而使泰国出口竞争力丧失。虽然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为强大的资本流入所融资，但是由于将近60%的资本流入是短期资本，致使泰国经济对资本市场风向的逆转十分脆弱。结果，1997年7月2日，当局在损失了巨额外汇储备情况下不得不放弃了自1984年11月以来实行的泰铢钉住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制度，转向管理浮动汇率制。
三、汇率制度变迁的分类
林毅夫(1990)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林毅夫认为，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的核心，用最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靠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着较高昂的交易费用，且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导致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大大少于最佳供给，因此，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产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林毅夫教授关于制度变迁划分理论的启发，笔者引入“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尝试将汇率制度变迁划分为三类，即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和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
“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 E )是指汇率制度供给者供给制度预期获得的最低收益与汇率制度需求者需求制度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相等时的价格。并且，把汇率制度变迁可能引发的成本( C )区分出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C1)和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C2)，显然有C = C1+C2 。其中，货币主权主要包括货币发行权、决定本国货币制度和货币关系的权力，制定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等权力。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主要指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由于汇率制度变迁而可能引致的成本。这样，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1）当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大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C1 >E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称之为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发现汇率制度变迁导致本国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过高，因而不愿意进行汇率制度变迁，更不愿自我冒险率先进行汇率制度创新，所以，这种情况下弱势方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必然是由外力强行供给的。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美英两国确立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就强行规定IMF所有其它成员国的货币都必需同美元挂钩，规定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各成员国政府承诺其各自货币同美元自由兑换，并将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在平价的±1%以内；成员国汇率的变动要接受IMF的统一安排和监督，只有当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可以调整与美元的固定平价，但是当调幅超过10%时，必须在获得IMF批准后才能调整汇率。因此，对于美英两国之外的弱势IMF成员国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显然是一种外生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
（2）当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小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且大于零时，即E >C1>0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称之为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发现汇率制度变迁导致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在其愿意支付的范围内，因而会积极寻求国际间货币合作以求得汇率制度创新，甚至愿意自我冒险率先进行汇率制度创新。而且，当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发现其参与汇率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超过维持现状时，也会半推半就进行汇率制度变迁。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在操纵汇率制度创新，形成汇率制度供给，但实质上是逐渐得到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配合的，因而把这种半自愿、半外在推动的汇率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例如，欧洲汇率机制变迁就是由最初6个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组成“蛇行于洞”( the snake in the tunnel )浮动汇率体系，并逐渐得到其它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的参与而扩展开来的。欧洲货币联盟不可逆转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形成就是一种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
不过，在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由于政府是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决定者，因而汇率制度变迁与否与政府统治集团对货币主权的重视程度直接相关。在（1）和（2）两种情况下是假定政府统治集团十分重视货币主权，因而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C1)占据主导地位，而忽略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C2)。但是，如果政府统治集团不十分重视货币主权，而更重视的是汇率制度变迁能否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利益受损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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