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加速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第三，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用信息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有人视信息为继自然资源能源之后的第三国力，是有道理的。没有信息化我们可以按部就班地走向工业化城市化，有了信息化，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式”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应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信息化有利于我们迅速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市场，有利于高起点、高速度、高效率、少湾路、低成本。并最终促进我国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促进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5、县域经济要以县城为中心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里首先是一个正确对待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问题。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成绩巨大，对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对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中国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且将继续作出这种贡献。乡镇企业加小城镇是二元社会经济架构下县域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其发展“经典”是苏南。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思路应有所调整。第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是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但二者不能等同，二者是有区别的。乡镇企业布点分散、规模小、技术低、资源浪费、生态代价大，除上规模上档次在当地已成“气候”的外，有必要和可能的终将转移到城市“工业区”；剩下的主要是“进不了城”的和有本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优势的粗加工型企业；其它一般性生产加工再难以有“短缺经济”下的生存发展条件；事实上经过“改制”和经受“过剩经济”洗礼后名符其实的“乡镇企业”已经大为减少，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中更少；现行统计中的乡镇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就是县域个体私营等经济；乡镇企业职工离土不离乡，不利于城市化市民化，从而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现有小城镇面广、量大、规模小，几百几千到几万人口不等，如果没有吸引外地人口的实业作基础，仅为本地生产生活服务，其发展前途是十分有限的。“有城无市”的小城镇已不少见。这对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来讲既不规模也不经济。从整体上讲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所以，一般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提高质量，优化功能，注重特色，适当规模，顺势而为，不要强求。第二，集中力量，以县城为中心推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县城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扩散城市文明的枢纽。是县域企业集中的地方，是农村商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是银行、税务、金融和司法机构的所在地，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县城在县域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最好，条件最好。现有县城规模距城市规模下限10—15万人口已较接近，或比较容易接近，继续发展规模效益最好。以县城为中心还有利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本身的固有缺陷。县城发展的关键是要突出软硬环境建设，放宽进入条件，大力提升吸引力。吸引内外资金、民间资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先富起来的农民、外出打工仔、其它小城镇居民等来兴办实业，或购房居住。以迅速膨胀县城经济势力。第三，县城以外根据需要和可能，还可规划1—2处次级重点支持发展。其选取条件第一是基础好，其地位不可替代；第二是发展潜力大，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达到10—15万以上人口，或其经济势力有可能与县城接近。如“工业重镇”、“商贸大镇”、“历史名镇”、等。这样，可与县城成鼎足之势的小城镇将同县城一起发展成为小城市，一起推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一般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绝大部分将成为农民的“加工厂”和“居民点”。

（三）劳动力转移思路。
    1、转移农业人口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改革以来农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农业就业不断下降，非农就业不断增加。1978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就业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0.5％下降到50.1％，平均每年减少近1个百分点。已有近1.4亿农村劳动力在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领域就业，比1978年的2180万增加1.18亿人。二是城镇化趋势明显，城市就业比重上升，农村就业比重下降。城镇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4.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上升到36％，平均每年上升0.6个百分点。城乡就业分布由1：3.2变为1：2.2。据劳动部、国家统计局调查，到乡以外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1999年为5203.6万人，比1998年增加268.1万人，增长5.4％；2000年达到5515.8万人，比1999年增长6％左右。由此带来的劳务收入不断增加，1995年，外出劳务的报酬收入人均154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8％，1999年增加到240元，增长了69％，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9％，现还在不断上升。在欠发达地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十五”时期农村就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巨大。据测算，目前农业部门仍然沉淀着约1.5亿剩余劳动力。“十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1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二是近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1999年只增加了8万人，2000年也只增加了160万人。三是城镇化水平不高。加上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下岗等原因，一些城市制定的城市管理政策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间接目标或直接后果就是转移农业人口。农业人口转移的多寡即城市人口的多少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农业实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当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每人几分到几亩田土仍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农村是无法实行规模经营的；没有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农业人口转移的程度在根本上取决于工业和城市发展；但在国内市场巨大，发展极不平衡，全球一体化迅速发展，且加入WTO的情况下，农业人口的转移并不就决定于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措施得当，充分发挥本地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的转移速度是可以也应当大大快于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并且加快这种转移应成为欠发达县域经济的一大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本地转移的同时，还应采取措施尽可能多地向外地转移。
    2、为“打工”正名，把劳务输出确定为一种发展战略。在社会学意义上“打工”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农民的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带来了温饱，“打工” 将为农民带来小康，并最终促成农民变为市民。“打工”首先是指农民的“第二职业”，然后是指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干部职工的“第二职业”，后来泛指所有人员以市场方式找到的工作，再后来人人都说自己是“打工”（为一把手或老板）的，最后位居高官的一把手也说也是“打工”的，为党、国、为人民、为单位“打工”。可见这是一个社会意义广泛而深远的创造。在狭义上，市民社会视在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为“打工”，其意指此种就业不是“当家作主人”，没有社会保障和长期保障。在广义上，在市场经济中，在经济学意义上，“打工”就是就业：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将逐步消融国有和非国有就业的区别。所以，把“打工”或劳务输出确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在发展战略策略上是一大高明之举。其高明之处在于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一种资源而不是包袱；在于从主观上自觉地运用了县域少有的几种“比较优势”之一 ——剩余劳动力资源，将比别人“早一点”“多一点”地占有国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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