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国内成分要求等严格限制；人为价格扭曲则极易造成反倾销的制约；实际上，汇率自由化、金融市场开放等也处于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之下，尽管世贸组织规则通篇未出现“市场经济”的字眼，实际上对种种政府行为都作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政策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既然谋求贸易利益的努力有如此多的困难，我们是否排斥自由贸易呢？关于开放和自由贸易，无论是支持追求出口利益的观点，或是认为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更大的观点，抑或是认为制度创新、吸收资本重要等方面的观点，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开放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闭关自守、封闭锁国的代价。进口替代经过实践证明，也是效率较低的政策。但是开放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竞争效应是一把双刃剑，并非自主选择的开放既促使企业进行创新，也使企业面临空前的竞争压力。实际上，前面提到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观点，规模经济效益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观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观点，都在重复一个事实，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处于竞争劣势，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必须辅以适宜的政策，才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如不辅以适宜的政策，开放即便能带来一时的“繁荣”，这种“繁荣”也缺乏基础，随时都会消失。正如李斯特所说：重要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财富本身。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何追求最优的贸易利益呢？贸易理论同时也解释，贸易对技术进步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的贸易利益，特别是技术扩散的利益，应该是开放经济条件下追求的贸易利益重点。

三、技术扩散是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法格伯格（FagerbergJ．）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1年出版的《技术与生产率》一书中，从技术知识扩散和转移的角度，分析了技术扩散、创新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该书采用了25个工业化、半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961-1985年的统计资料，分析了扩散、创新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表一1可以看出，技术扩散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五个不同的时间段，技术扩散的作用都大大超过创新，也就是说，即便是对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也并不主要靠自主创新。如果仅对半工业化国家及地区（西班牙、爱尔兰、希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分析，这种结果就更为明显。1973-1983年，技术扩散对半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 .4%，创新是O.g%，投资是1.0%。这与各国在技术进步中的投入差距也是相符的。全世界每年用于研究发展的资金中，发达国家占97%，发展中国家仅占3%，尽管前者仅占世界人口的1/4，后者占3/4，两者相比较，富国和穷国的人均研究发展费用比是100:1。

Nishimizu和Page对这种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给出了一个模型（世界银行，1995）。按以下公式定义国际最佳惯例生产函数：

Q(t)=F[Z(t)；t]

Qf(t)表示在最佳惯例状态下的产出，Z(t)是指时间t的投入向量。最佳惯例生产函数用以定义“最新技术”，即在一定的投入下，若没有技术突破，此时的产出最大化。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可以使最佳惯例生产函数跃上新台阶，这种进步就是创新。但是对具体国家和企业而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大部分达不到最佳惯例水平。与投入向量z(t)相对应的实际观测到的产出是：

Q(t)=Qf(t)e“o=F[Z(t); t]eum

U(t)指技术效益水平[0

TFP(t)=dF[Z, t]/dt+du(t)/dt

也就是说，生产率的变化率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益变化之和。对于技术落后的国家而言，尽管不能使用最佳惯例生产函数，但是如果能够不断地利用技术学习提高产出，也就是说技术效益变化率为正，u(t)>O，那么，其TFP增长率可以超过技术进步比率。但是，如果技术效益变化为负，并且其绝对值大于技术进步，那么，TFP增长率则可能为负。由平均做法向最优做法的迅速转变，亦即技术效益的积极变化，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扩散实现“赶超”的理论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相对于自主创新而言，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技术扩散，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技术扩散，也就是技术效益的积极变化，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呢？我们将会看到，国际贸易在其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四、国际贸易对于实现技术扩散的根本性作用

一般来说，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有三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信息交流。其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又是最主要的。技术扩散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可分成两类：一类称为物化技术扩散，指技术体现在商品当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技术扩散；另一类称为非物化技术扩散，主要是通过学术会议、国际期刊、信息交流以及人员培训等形式发生。贸易与技术通过两种形式发生关系：首先，在一个经济系统当中，贸易能改变资源的配置；其次，贸易在技术的国际传递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研究显示，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传染效应，越是开放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从其他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大；二是干中学效应，通过出口，国外消费者会对产品的性能进行反馈，同时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企业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改变产品结构，促进企业创新和学习新技术；三是示范效应，在国际市场中，通过对新产品进行演示及对用户进行技术培训，容易使其他企业得到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了解市场需求，而通过技术扩散进行学习、模仿和创新，可以使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开发出相似的产品；四是竞争效应，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出口产业新技术的扩散效应，又会在其他非出口产业中产生连锁反应，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

此外，国际贸易还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资源的利用，提高了效率。一是通过高质量的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的进口，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益；二是通过国际贸易消除研究部门的重复工作，避免了资源浪费，使有限的R&D资源提高了使用效率，以此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了经济增长。

那么，技术扩散是否可以仅通过技术市场本身来实现，如加大设备引进、许可证贸易、交钥匙工程等方式，而不必与贸易的开放相结合呢？Evenson和Ranis (1996)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一个国家如果选择使科技发展脱离规范的市场导向路线的经济政策，则会使科技发展受到严重的外部制约。对抗外国竞争的高保护政策、对进出口设置高壁垒、总体扭曲的价格和刺激，会大大抑制改进技术和管理的需求，乃至减少对科技的投入，实际上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制约科技发展。对19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显示，采用竞争性市场导向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相结合的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经济绩效最好。而采取保护性的非市场路线的国家及地区，仅仅使科技存在于“特区”，这种科技发展割断了同其他经济大部分的联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实际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停滞的民用经济可以看作非面向市场的技术政策的终点：在基础或应用研究、军事或航天技术方面有重大成就；作为第三世界才能和科技问题代言人得到国际承认；培养的大批人才流向国外，而且在国外享有殊荣；科学家用得到的特殊资源建立了高技术工业；建立了主要的应用研究室等。但是，所有这些基本都未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

Sanjaya Lall (2000)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简单地将东亚的经济发展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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