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两者的做法大不相同。共产党是把地主的土地无偿没收，再大家平分(地主也留同等的一份)。国民党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征收，再分给别的农民。不难看出，共产党做法的实质是否认地主对他的土地有所有权，所以无偿没收。国民党出钱征收，这表明它基本上承认地主的所有权，但又作有限的干预。
六、一个新移民两手空空地来到美国，他可以找一个老板打工，也可以寻一无主之处开荒种地。假如说一百多年前有不少人选择後者的话，那么到後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者。这不但是因为到现在，无主的可耕之地已所剩无几；这更是因为人们发现，给老板打工能有更多的收益。你说给老板打工是受剥削，但这些人宁愿受“剥削”。他们发现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还更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剥削理论曾经激起了许多人对私产制的道德义愤，但那套理论实际上站不住脚，此处且不细论。问题是，虽然资本家们占取了生产资料，但他们为别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别人能够从一个甚至比他们升为资本家之前还高的起点上出发。这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据。
七、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占有某物，这也就是说他有权随意处置该物，他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任其闲置，也可以与别人交换。只要交易双方都出於自愿，其间不包含暴力或欺诈，我们就该承认它是公正的。这个道理比较简单。从这个道理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被一般人视为不公正的事情其实不是不公正。一个沙漠旅行者用一支手表去换取别人的一杯水，这个交易不符合马克思说的等价交换，因此被视为不公正。其实这不是不公正。边际效用论要比劳动价值论正确得多。再举一例。两个作家各写了一本书，一本畅销，一本滞销，导致两人收入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承认读者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买东西，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很自然的，不能说是不公正。
以上分析虽然粗疏，不过它多少已经证明，私产制市场经济是公正的制度。
首先，承认私人产权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其次，在确定某人有权占有某自然资源时，我们依据的是公正原则。另外，财产的自愿交换也体现了公正原则。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无法找出令人满意的具体操作标准，因此难免会留下若干漏洞和困难，因此不能把现实中的私有产权绝对化，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仍属必要，但我们毕竟可以说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公正的。
9.公正与效益的关系
在私产制市场经济中，公正和效益又是何种关系呢?如卞悟所说，“效率源於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规则必须公正”。这就是说，公正与效益是统一的。越是公正就越有效益。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时候，和前面讨论自由与效益的关系一样，我们也要追究公正与效益二者以谁为优先。当二者冲突时谁让位於谁。休谟指出，我们之所以承认某人有权占有某物，那并不是因为在他占有某物时，要“比在其他任何人占有那些财物时，具有更大的效用或利益”。你不能说你若是占有了我的工厂定会比我经营的更有效益，因此不顾我的意愿把我的厂子占了去。如果说公正每每导致效益，那无非是因为自由竞争，优胜劣败，有用之物每每会落到最善加运用的人手中而已。再如前面讲过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例子，我们明明知道把国有企业白白送给某些私人能有立竿见影之效，大多数人还是直觉地就拒绝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做太不公正。可见，公正的考虑常常优於效益的考虑。
10.关於社会公正
以上讲的是公正，本文的标题是社会公正,二者不尽一致。哈耶克说，社会公正一词根本就是一个空洞的、无意义的词。他的意思是说，在自由经济下，不存在什么社会公正问题(此论大体正确，但正如财产权不具绝对性一样，此论也不可绝对化)。这涉及到公正一词的本来意义。张三做了一批鞋，卖得很好，赚钱很多。李做了一批帽，没人买，赚不到钱。你能说这是不公正吗?要说这是不公正，那是谁对谁造成不公正呢?天下的人和事大都参差不齐，有人长寿，有人短命；有人美丽，有人丑陋；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的地方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有的地方气候恶劣，资源贫乏，如此等等。能说这是不公正吗?除非你说造物不公。可见，某种事态，只有当它是由一个单一的有意志、有思想、能行动的主体运用其权力所造成的，才有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如果李四的帽子卖不出是因为政府下了禁令，那可说是不公正；但如果只是没人愿意买，那就不叫不公正。自由社会中出现的许多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常常被人斥为不公正，但由於它们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有意志、有思想、能行动的主体运用其权力所造成的，所以不是不公正。这并不是说那些现象是公正的，这只是说那些现象和公正与否无关，无所谓公正不公正。
哈耶克指出，社会公正这个概念“需要以一个中央权威当局来分配所有的资源，以及所有的人被告知做什么与目的何在为前提”。共产制度正好就是这样，所以在共产制度下就存在着社会公正问题。假如张三做鞋李四做帽完全是政府的分派，只要他们认真完成了政府交的生产任务，政府就应该发给他们同样的工资，哪怕鞋子脱销帽子积压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如果因为鞋子好卖而帽子卖不掉，政府就
给张三钱多给李四钱少，也就是说，政府对它规定的同样的事情没有给与同样的对待，那就叫不公正了。正是基於这层道理，所以科尔奈主张必须限制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不允许国有企业自行放开工资。朱熔基感慨说，现在的国有企业是“优胜劣不败”，甚至是“优难胜劣难败”。可是，只要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它们的资金、设备乃至生产任务是被政府分派的，政府又怎么能让其中的一些人富起来而让另一些人穷下去呢?
11.以政治转型带动经济改革
既然社会公正问题主要是和共产经济制度相联系的，那么，我们既要求抛弃共产经济制度，又要求保障社会公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不然。我们倒是在揭示中共经济改革的内在矛盾。中共过去欠债太多，现在，它如何能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反把苦果硬要人民吞下去呢?以血腥手段灭私产兴共产的中共，有什么资格又来领导变共产为私产的改革呢?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在於改什么，怎么改，它还在於谁来改，谁有道德资本领导改革。所以，政治转型必须实现。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只要他还有一点公正意识，他都不能只关心经改不关心政改，他都必须积极推动民主化。这就是结论。
我用了许多篇幅分析和讨论公正概念。这是目前国人最感困惑最感混乱的问题。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从而知道在当前，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放弃什么，承受什么，抗拒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种现实的力量去促进对不合理现实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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