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在80年代民众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90年代以来经受种种痛苦的人却远多于获益者。毫无疑问，今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但“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却成了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条件”。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当局在修改历史与控制舆论上向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在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中国的媒体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1] 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90年代以来“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说”：首先，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代价说”，即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是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有人还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2]。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哪一部份人最终获得了最大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所构造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改革”代价由谁支付？又是谁在享受“改革”成果？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1998年以来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重要原因。

二、对改革的反思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实行奖金、计件工资等“物质刺激”手段起步，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 改革方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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