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底云南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这一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6]，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27]，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这种“鸵鸟政策”和“面子工程”阻碍了问题的根本解决。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现实生活里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弹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变异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其实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而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的光谱非常宽广，比如自由主义政治学所主张的民主与宪政，其真正指向是现存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严加禁止并长期丑化的对象，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无法取得象“新左派”那么大的话语空间，在争论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少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与权势集团相结合，并主张“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这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所谓“理论”，不但没有政治上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为壮观、俨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

“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主张之间这种明显差别，但他们巧妙地把两者故意混为一谈，利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双方话语权不对等的机会，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这种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实际上非常混乱的争论，其结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们实际上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场景”，似乎中国产生腐败完全是因为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他们进而以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名，声色俱厉地打击主张民主与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于是“新左派”们就非常聪明地避开了对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实际上为这一政体提供了掩护。自由主义学者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派”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孤军奋战，但却缺乏奥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争论双方常常偏离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观点、学说争论不已，这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42]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43] 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44] 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45] 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国家的这一系数一般在0.3左右，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46]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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