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自己的合法性不受伤害而制定的不许讨论“文革”的规定,既让年青一代无法正确认识“文革”,也让经历过“文革”的工人农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记历史真实。若仔细观察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对毛的怀念与近两年政府急于通过各种政策与“理论”迫使社会承认现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对弱势集团利益的保护,并采取种种倾斜性政策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一: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可视作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此后证券市场各种丑闻不断,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则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闻有,1999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2001年的“兴业聚酯事件”、“银广夏事件”[16];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证券分析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17] 标志二: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18]。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它公开承认事实上早已与政治利益集团合流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合法性。 标志三: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放弃下层人民。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属施惠于上层、中上层,而那些帮助穷困民众度过难关的政策却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于一般民众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务员薪资提高3成,2001年公务员薪资又在4月和10月分别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计提高薪资7成,今年又再次表态为公务员加薪,短短3年内公务员薪资将实现政府承诺的“翻一番”的目标[19];而去年政府同时却规定,下岗工人失业半年后即不再予以补助,2000年旨在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费改税”在少数省刚开头就无疾而终。又如,政府从1998年开始造势的“债转股”,因为对一些经济利益集团相当有利,虽然有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也强行在2000年初出台;只是后来因为这一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个钱袋的举措有导致国家信用崩溃的危险,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标志四:推行损害下层民众利益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费以满足教育利益集团的要求,结果高等学校收费以每年平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快速上升。这项措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对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部份学校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有关方面1998年对全国14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近年来这个数字又有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4,000至5,000元,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20] “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学生中15%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21],而政府为“贫困生”设立的助学贷款却是杯水车薪,且贷款担保门槛太高,令许多“贫困生”望而却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53.4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33.37亿元,但只有17万名得到了贷款,贷款合同金额为12.62万[22],分别是申请人和申请额的31.8%和37.8%。许多贫困的农家子弟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得放弃上学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竞争1.5万个职位的局面。[23] 这种“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状况已延续了好几年,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又增长35%[24],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情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实际上是为数量而放弃质量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的大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4%,相当于现代化国家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为12.5%)的三分之一,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策略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减少下层社会成员,改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使他们无法达到现代化社会要求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 与此同时,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的统治策略:一是加强政治高压,消灭一切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强舆论控制,除了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言的机器之外,还大力整顿那些“不听话”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知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互为表里,已成为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 四、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改革”措施反复证明,这些政策最终往往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仿佛“保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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