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称为“改革思路”的只不过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赵紫阳曾经主持研究过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但随着赵的失势,这些设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从此领导人绝口不提。被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3],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4],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说相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5] 这个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被中国民间谑称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与四只鸡”。[6] 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当局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为了“生存权”宁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以“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交易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可以说,“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 2. 改革目标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的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7] 每一阶段性目标的形成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今天看来当然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牵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与一小群知识精英的兴衰荣辱。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其解释则又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应以国有企业数目逐渐减少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标准,还有人以为是以政府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逐渐减少为标志。这当然都是皮相之谈。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在中国凡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垄断性资源的配置,迄今为止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由这一根本特点观之,只能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过非常动听的许诺: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让哪一部份人通过何种手段先富起来,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不过23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最终实际上是让少部份权势者或与权势者进行利益交换的人通过大量贪污腐败活动先富起来了,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3. 改革路径 所谓“改革路径”的选择,简言之,就是选择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这一选择说到底其实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决定的。既然中共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各种寻租活动的泛滥。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其子女下海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体制缺陷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 这种说法认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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