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现存体制的缺陷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缺乏了解。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9] 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说，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体现了位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虽然不便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但其子女除了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继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10] 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目前无法克服腐败，还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曾显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无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有意识形态去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压(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11]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强社会控制[12]。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给予庞大的官员队伍以经济利益，已颇感困难的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仿宋体{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可获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力来攫取，如贪污受贿，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当代政治还有一大发明，即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创收”，如此则集体性腐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机器运转的“润滑油”}。

目前中共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之根源，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高度软政权化。因为在高度软政权化的状态下，各级政府部门将无力实施高层制定的各项政策，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与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无异。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高度腐败、只照顾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政权能长久维持下去。

4. 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论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没有称得上理论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广东等地流传的一句“致富经验”就是：“凡是政府让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私营经济，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业破产，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与供应商，使一批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经济的作用。对私有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私营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资本大量外逃[13]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不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黑社会化的进程。

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又一结果是，邓时代与后邓时期的政府已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维系官员上下级关系的早已只是利益关系，唯利是图的政治投机行为成了做官的唯一准则。官员们可以在会议上表态要廉洁奉公，会后立刻到酒楼花费公款吃喝嫖娼，从事各种贪污腐败活动。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还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在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政府一方面通过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命令所有的传媒精心制造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利用这种反美情绪作为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政府高层又为了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与美国妥协。在这种以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主导的对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学生一再被愚弄，社会公众甚至都无权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领土让渡的国际条约内容。


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中国底层社会的不满早在1992年后就开始了。“六四”事件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动乱，关键在于当时的工人还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还在享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余荫。中国民众历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还能保住，就对别人的受压制与受剥夺熟视无睹，少数不良分子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被称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了为少数人创造了暴富机会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为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根本无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状况必然迅速导致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并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成就，但90年代以来能够享受这“成就”的只是占总人口约1％的上层与4％的中上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而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14]

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9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观念依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尽管中国从毛的暴政下解脱还只有20多年，但国人似乎得了“集体健忘症”。毛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阶级斗争造成的大量“政治贱民”，为安置城市失业青年而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满天飞的“反革命罪”，因说真话而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王申酉等优秀青年[15]，所有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被人们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员的相对廉洁、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等，却魔幻般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被说成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中共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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