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主要受社会习惯、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影响，通约性很强，其成果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股份公司制度是所有制的“运作形式”而不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运作形式都呈多样化的特点，这是人们混淆两者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产权制度在西方是个好东西，而在中国产权制度却成为现实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重要来源之一，弄清来龙去脉则有点费周折。

1、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

了解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需要从“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关系说起。新古典把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市场神话”，1929—1933年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市场缺陷”代替了“市场神话”。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又制造了“政府神话”，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又陷入“滞胀”泥潭，“政府缺陷”又取代了“政府神话”。新自由主义不是重新回到新古典，基本理论主张有两条：其一，“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相比较，“政府缺陷”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比“市场缺陷”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们主张用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代替国家所有制；其二，政府克服“市场缺陷”的办法，除了主动为市场服务之外，还要同厂商一道制定游戏规则，使每个市场活动主体的行为后果与它的财产相联系，“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诺思语），所以，产权制度就是在政府参与下的以财产为基础的责权利制度。

2、中国产权理论的荒谬之处

西方的产权理论以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为基础，中国产权理论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表面看中国产权理论把“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对立的理论融为一体了，这就同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一样，主观愿望是想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集中起来，结果是把两种体制的糟粕集中起来了，中国产权理论实际是把“私有化”和“国有化”两种理论的片面性集于一身了。

“国有化”理论在认识上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与财产所有权没有必然的联系，片面性是以为企业也这样，中国产权理论坚持了“国有化”理论的片面性；“私有化” 理论在认识上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市场活动主体必须拥有独立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权，片面性是以为自然人也这样，中国产权理论接受了“私有化”理论的片面性。既然人人都是自私的，只有财产权才是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逻辑结论就是，财产权越多，激励与约束的力度就越大；股权平均化必然导致新的平均主义，必须“培植大股东”即把企业家变成资本家，经济发展才充满动力与活力。

3、中国产权制度的种种漏洞

中国产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是漏洞百出。

首先，混淆了产权理论的适用范围。西方产权制度规范和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公司内部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把市场经济叫法治经济。我们呢？产权制度规范和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公司内部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要么无序，要么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其结果是让“人治经济”在风雨飘摇中得到了延续。

其次，混淆了瓜分国家财产和回报活劳动的界限。我们过去也讲责权利，出了问题就罢官或开除公职，我们的责权利制度以“官本位”为基础，西方产权制度的责权利制度以财产权为基础。就一定范围讲，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责权利制度代替以“官本位”为基础的责权利制度是一种进步。我们职工（当然包括主管人员）过去很穷，没有财产，现在的责权利制度要以财产为基础，办法只有一个，从国家那里获得财产。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只能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以，我在“分配制度双轨制何时了”（《中国经济时报》2002.2.28）一文中认为，“国有资产存量既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历年的沉淀，也有劳动力所有者历年的沉淀，将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只是还了劳动力所有者一个公道，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可是，人们不相信马克思那一套理论，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产权理论，“将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变成了无偿瓜分国家财产，这就为那些手中掌握实权和大权的不法之徒打开了方便之门，事情不仅如此，因攀比心理又产生了连锁反映，物质生产单位的国有资产可以瓜分，非物资生产单位的国有资产为什么不可以瓜分？

再次，混淆了财产权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界限。财产权作为目的是决定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的物质基础，财产权作为手段确实是自然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就是西方社会“人民资本主义”概念的物质内容。所以，从有效控制和管理的角度看，可以把财产权作为手段。可是，不讲目的只讲手段的财产权则是解除劳动者精神武装的麻醉剂。产权理论不是人见人爱的美丽天使。

如此看来，国有企业“民进国退”的改革方向不能动摇，需要停止和改变的是股份公司改革思路。说白了，要不要搞股份制，何时搞股份制，是企业行为，政府大张旗鼓地推行股份公司制度，又“越位”了。即便是“好心”，那也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如果是为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老板地位，其“好心”动机就值得怀疑了。真想把国有企业改革向前推进，政府就应该向国人给出一个时间表，何时从老板位置上退下来，中国老百姓何时坐到老板位置上去？这是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五、指导国企业改革的科学理论只能是剩余价值理论

我的文章“论海尔挑战—兼评郎咸平对海尔发展道路的无端指责”在网上发表后，有位网民“拜托”我：写文章请不要提老祖宗。没有办法。改革开放前，我学习的就是老祖宗的理论，上个世纪80年代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控制理论，90年代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经济理论，承认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其他知识就是无法改变老祖宗理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所以，本文只能按照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要求，给什么是公有制下定义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民进国退”三原则，供人们评说。

（一）公有制内涵以及获得市场份额的途径

在马克思著作里面，公有制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同一个概念，涉及到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地扬弃”。根据这种认识，我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及可控性”（《经济学周报（上）》1988.51）一文中对公有制是这样定义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直接占有的形式就叫公有制”。用“劳动者”限制是把公有制与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相区别，用“共同”限制是把公有制与分散经营的个体经济相区别，用“直接占有”限制是把公有制与间接占有的国家所有制相区别。可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均认为，集体、合作性质的企业只对“少数工人的联合体有效，而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大型企业”。“论海尔挑战”一文不仅要用海尔获得的业绩批驳这种陈旧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想进一步探讨公有制获得市场份额的途径。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主张公有制，资产阶级政党鼓吹私有制，是十分正常的社会现象，勿需大惊小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是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优越性应当由共产党人用行动去证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份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探索公有制的有效运作形式。共产党人必须明白，先进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不需要强权的庇护，需要强权庇护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

（二）国有企业改革“民进国退”三原则

1、公平原则

承认国有资产存量既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历年的沉淀、也有劳动力所有者历年的沉淀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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