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门，走向世界，那么他们仍然是国家的精英，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要批判的是这种体制和为这种体制辩护的各种观念，而不能把矛头对准在这种体制下干实事的人们，更不能像郎咸平那样用夸张的、煽动性的语言去攻击和诋毁他们。

（二）为什么不赞成“私有化”

1、私人老板独享收益不公平。政府和资本家得利润，工人得工资，这还是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西方社会的人力资本理论对象指的虽然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终究承认了活劳动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就算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大老板”，“打工者”个人在企业里面“小老板”的地位总该确立吧？作为一个集合体，“小老板”肯定是“大老板”了。简言之，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都应当是企业的老板，可是，“私有化”理论却容不下这些古老而又现代的观念。

2、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出现了更好的方式。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职工持股形式”改造国有企业，效果比“私有化”方式好。“职工持股形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四川宜宾和山东诸城创造的中小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职工出钱一次性地从国家手中买断所有权。另外一种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重庆市的某化工企业，国有净资产1.2亿，购买企业的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来源：一是职工掏荷包给现钱，二是历年剩余价值的沉淀，三是一次性买断的优惠，余下的8000万就用债权债务关系解决。“职工持股形式”的最大优点是社会震荡小，权钱交易的可能性不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落在实处。

3、只承认物化劳动所有者的老板地位，无法克服“内部人控制”问题。所谓“内部人控制”就是公司出现的主管人员损害老板利益的那么一种经营状态。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公司财产是老板的，不管这个老板是政府还是资本家，老板利益受到损害与我“打工者”有什么关系？“内部人控制”问题既宣布资本家私有制走到了历史尽头，也宣布国家所有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私有化”道路的理论误区

“私有化”的理论假说是，人人都是自私的，只有私有制才能解决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问题。“私有化”的这个理论假说不成立。人人都有自身的物质利益这是自然法则，人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价值判断，两种关系根本就不应该混淆。作为企业、家庭即经济活动主体来说，激励和约束机制肯定不能回避财产所有权问题，作为生产要素或作为自然人，是个组织管理问题，是个付出与回报的关系问题即分配问题。大家都默想一下自己，你个人激励和约束机制靠的是什么？
三、是似而非的“国有化”幻想

由于郎咸平“泡沫理论”的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坚持“国有化”道路的理论工作者，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也反对“民进国退”的改革思路。我自己是从“国有化”阵容出来的。“国有化”理论灌输给了人们一整套似而非的错误观念，这里择其主要之点加以澄清。

1、善良的愿望  糊涂的观念。凡坚持“国有化”道路的理论工作者都有个善良的愿望，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其实，国家所有制既不姓“公”，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众所周知，每一种经济成分都有性别和社会两重属性，性别属性受社会分工和利益判断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属性决定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决定于特殊的“以太”或“普照的光”。比方说，私有资本，性别属性永远姓“私”，社会属性呢？如果是劳动者联合起来直接占有生产条件那样的生产关系占主体，决定国家性质姓“社”，那么，私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属性姓“社”；依此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属性姓“资”；封建主义条件下，社会属性姓“封”。国家所有制也叫官僚资本，这是它的性别属性；社会属性要么姓“奴”，要么姓“封”，要么姓“资”，要么姓“社”，就是不可能姓什么“公”。我们能改变的只能是国家所有制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它的性别属性。在对所有制属性进行归类的研究过程中，把“官”划为“公”，把“民”划为“私”，这是经济科学领域最不可饶恕的逻辑混乱！

2、重大的题材  过时的答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相容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涉及生产和交换的不确定性问题，是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推行“国有化”的理论基石。这的确是一个重大题材。可是，只要我们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问题现在是不难说清楚的。

从实证哲学看来，“基本矛盾”论成立，因为当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就是那样；可是，按照辩证法来看，“基本矛盾”论并不科学。其一，单个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认识能力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影响矛盾的因素，一是知识，二是技术，不会因为所有制的变更而增加或减少；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联合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包含着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机制，比方，美国通用是一个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年销售收入几乎是我国GDP的十分之一，“基本矛盾”论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其三，所有制关系与人们的利益判断、价值观念直接相联系，矛盾的解决决定于人们对公平、公正的感悟与认识，社会化生产的一套范畴和计量方法说不清楚。“基本矛盾”论命题不科学，克服“基本矛盾”的“国有化”道路不成功也就在预料之中。更何况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不确定性问题已经得到缓解，经济周期出现微波化趋势，我们更没有理由抱残守缺了。

3、正确的个案  混乱的逻辑。“国有化”论者与“私有化”论者相比，存在着认识上的另外一个片面性。“国有化”论者认为，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与所有权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马克思涉及人的分析的时候限制得十分清楚，比方，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不是指物，也不是指具体的人，而是指的一种社会关系。人，如果是指自然属性的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与所有权关系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如果是指生产关系中的人，作为经济组织的人，如果没有财产所有权，那叫工厂（日本经济学家语），或者叫“皮包公司”。“国有化”论者冷静想一想，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政府，经营权属于厂长经理，企业一无所有，不是“皮包公司”是什么？

四、反映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的“新公有制理论”

“私有化”和“国有化”两种价值偏好的理论主张，虽然各有某种片面性，但也有可取的地方，从事实践的决策者可以择善而从之。至于唯恐天下不乱的“泡沫理论”也只会昙花一现，不值得担忧。危急中国经济改革前途和命运的是反映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的“新公有制理论”。“新公有制理论”既不希望退回去搞计划经济，那样太穷了，日子不好过；也不希望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失去腐败的温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像现在这样，最好。为什么说“新公有制理论”会危急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它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观点。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是“新公有制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新公有制理论”的理论要点如下：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股份公司是新公有制；股份公司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产权制度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基础。“新公有制理论”理论内容前面几个要点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就能说清楚，要害在产权制度。比方，怎么全面把握国家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前面分析了，怎么给股份公司制度定性，也不是难事。我们讨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把它与公有制的运作形式混淆了。其实，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与所有制的“运作形式”不是一回事。所有制“实现形式”受生产力、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般都不具有通约性；所有制“运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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