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Douglass. C. North                        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 史漫飞 ，商务印书馆， 2000 

4.          《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          《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          《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          《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          《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1] 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1] 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1] 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2] “搭便车”：首先，“搭便车”只是个人在集体行动中的可能倾向；其次，它以假定个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因此，当考虑到意思形态和价值信仰等因素时，对“搭便车”行为的分析必须是有保留和有限制的。 


[1] 一套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它被认为至少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功能：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功能，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功能及对可采取行动的指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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