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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员工要将一堆零部件组装成一部机器。
  有“螺刀王”之称的甲拍着胸脯说：我用一把螺丝刀就可以了。甲忙活了半天，累得满头大汗，组成的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因为许多紧固件都没有上紧，到处漏油。
  “扳手王”乙看到甲的结果，便说：我早就知道用螺丝刀是不行的，要用扳手才可以的。乙拿起一把扳手也忙活了半天，也累得满头大汗，组成的机器同样无法正常运转，因为还是有许多紧固件都没有上紧。
  丙说：我可以组装这台机器。他一会儿用螺丝刀，一会儿用扳手，该拧紧螺丝的时候他用螺丝刀，该拧紧螺帽的时候他就用扳手。很快就把机器组装完毕了，开动起来完全正常。

  当我们将一种事物称为科学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事物具有“工具性”。什么是“工具性”？工具不具有思维，工具如何使用取决于人而不是它自作主张，因此，工具本身不对事情的对和错负责。换句话说，工具具有“中性”，没有对错好坏之分，用得是否对头，责任在于使用它的人。
  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都是人们用来经济活动的工具，也就是说是中性的，没有好和坏之分，只有人们运用是否得当之分。人们使用工具是有自己的目的的，比如上面故事中目标是“让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只有丙是明白的，他紧盯着目标而不局限于手段，结果他成功了。而甲和乙两位把使用什么工具人为当作一个限制条件，结果都失败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乙的失败有甲的失败的诱导因素在其中，但是，乙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就是“非此即彼”的定式思维。而丙知道每一种工具都具有其适应性，该用什么工具就使用什么工具，灵活处理遇到的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贫穷的国家里发生了。在贫穷的国家里，大多数人民不聊生，生存在死亡的边缘上，民众的需求退缩到最基本的必要需求水平上，无非是谋求一个温和饱。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就是这样子。在这种总体社会需求状况之下，革命党人要以满足大众需求来赢得大众支持，需求做的事情十分简单（并不是容易），就是首先要解决大众的温饱问题即生存问题。显然，在必要需求主导需求系列的时候，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策略无疑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完全计划的方式不仅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结果证明它也是成功的——成功地使大多数民众摆脱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死亡威胁。
  但是，当民众摆脱这种生存需求威胁的时候，民众的需求自然会遵循心理学的规律向着高层次的非必要需求发展。面对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非必要需求，政府的完全计划管理方式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要么压制民众需求（比如让全国人民男女老少都穿几乎同样布料同样颜色的衣服），要么放弃用国家计划管理非必要需求。这时，灵活的市场机制就显示出其功用了。
  但是，非必要需求的抬头并不是意味着必要需求已经消失了，需求是层层累加的，而不是吐故纳新的，必要需求还存在着，而且是非必要需求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基础。这就是说，不要以为非必要需求多如牛毛，就忘记了必要需求的依然存在。对应的管理手段也应该以此事实为依据，依然要计划好、管理好民众的必要需求，也要容许非必要需求的自我发展。在采用满足非必要需求的对应手段的时候，不要抛弃对必要需求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

  我们的国家叫做“共和国”，这三个汉字每一个都包含了“合”的含义在其中：共就是合，和通合，国还是共同在一个圈子内和睦相处。如果大家彼此等级悬殊，人格尊卑巨大，贫富差距悬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何谈“共和”？如何能共处一国而相安无事？因此，当一个国家要将国家体制定位在“共和国”之上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人们选择了“共同富裕”这个“合”的目标。而“合”同私有制天生是有矛盾和抵触的，私有就是“分”而有之，而不是“合”。
  完全计划的制度和管理方法，毋庸置疑地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平均主义思想之上的，因此实现“共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所实现的“合”只能满足和适应低层次的必要需求，无法使得大家的非必要需求得到满足。而完全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是建立在个人需求和个人能力之上的，而个人需求是千差万别的，个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又是相当悬殊的，如果把个人需求和能力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目标和权重，则势必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平衡。

  有人认为完全市场的手段导致贫富分化是强加给完全市场理论的乌有之罪，认为完全市场化同样可以得到共同富裕的结果。不幸的是，历史的事实不是这样，也没有人从理论上阐述完全市场化可以得到令民族和睦社会和谐的结果。前面有帖呼吁“如何论证市场万能”，也一直没有见到回应。

  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的结果，这个发展的趋势就是，作为生产的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在所有制形态上的分化。劳动因为附属于人自身，因此日益绝对私有化，每一个人都绝对垄断自己的劳动能力，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表现。而身外之外的资本和自然资源，日益显示出共有化，即自然资源属于大家共同所有而不能归属于某一个人和集团。这种两极分化表面看似有深刻矛盾，但是却是在“人人自由平等”概念下的高度统一。
  这种认识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分析。故此，《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15）说，所有制形态历来都是复杂和多样性的，从来都没有单一体制的国家可以稳定存在，今后也不可能有单一所有制度的国家能够稳定存在。
  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当将计划和市场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就走对了路，就像开头故事里的“阿丙”一样了，因为“阿丙”政府的目标是要维系一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偏执于使用某种特定管理手段是不行的。

  把某一项具体的方法规定为一种社会目标的举措是十分危险的。对于一种理论，有一个名言说的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是你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对于极端的思潮来说也是如此：可以一时让所有人执迷，也可以让一部分人永远执迷，但是无法永远让所有人都执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