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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制度分析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方向已经逐步多元化，并且已从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开展研究：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文化学派（culturalist）、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 theory）、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博弈论(Game theory)、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和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等等。尽管不同方法论的视角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诸多分歧，但是超越所有这些差异，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种共识：即“制度在人类社会行为的关系中的普遍存在及其必要性，没有特定的制度结构体系和共同的制度价值信仰将无法构建稳定有序的社会关系” 。
制度演化分析的兴起有两个原因。一个与思想领域的内在发展有关。在经济学的思考中，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关于社会的有机的、系统的或者结构的想象潜力的枯竭以及向“软变量”（soft variable）——“无形的和难以精确估量的”领域或更多主观定义的领域，即社会现实的精神和文化维度——的转变。 正如乌尔夫•汉纳斯（Ulf Hannerz）宣称的“文化无处不在”一样，对制度的关注这一转向的经济学意义同样适合这种广泛的范式转化和当前对经济的聚焦。
另一方面的制度演化分析发展根源于社会原因，这些原因提出了制度因素和制度现象异常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它们广泛的涉及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独特境地：我们的现代性转向及其引发的两难。斯里格曼（Seligman,A）在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中指出了这一困境：“尽管在社会行动者中某些形式的信任对于任何社会秩序的持续运作都是必须的（在任何所谓的分化水平上），作为特殊类型风险的解决办法的信任问题无疑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分工的本性相关联的现代现象”。 现代市场引发的信任危机处于一种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使得制度化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的远大抱负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反身性认识（reflexive awareness）,那么当前经济学对制度分析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似乎完全是有正当理由的。
制度演化分析的主要意图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的完善做进一步的探索，并试图在对不同制度理论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寻求彼此融和的一种“纯粹制度理论”（Pure theory of institution）（尽管这种尝试目前看来仍然存在较大困难，但研究者们试图在复杂系统和进化主义的思维下，通过对制度相关性的分析入手，来探索制度演化的逻辑问题）。第二，制度演化分析试图使这一研究的陈述能包涵不同制度学派分析的问题和差异。这一分析是在既有的制度分析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基础上进行的，希望这样的重新叙述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制度演化分析试图作为厘清制度的症结并应用制度思维去分析当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不断积累的和正在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它希望通过对制度分析既有研究的评估，尤其集中于探讨那些具有理论涵义却存在分歧因而需要进一步说明、澄清和系统化的制度问题，同时也将尽可能地说明并综合既往制度理论研究的重要发现，以此来探索制度演化的脉象。用一个形象的类比来描述就是：制度演化分析试图站在制度分析先驱们的肩膀上以便更加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制度的本体意义及其演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