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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动态分析在诺斯之后的最新进展，是在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经济演化理论，和以安德鲁•肖特和培顿•杨为代表的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这两个方向上做出的。 这两个方向上的研究努力在形式上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将行为选择过程和制度演化过程进行形式化处理。而他们在关于经济演化和制度演化分析范式上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偏离了新古典关于完备理性和均衡结果的强调，转而寻求经济过程在不同演化方向上的动力学解释。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着力于将“市场中的自然选择过程”进行微观的模型化处理，而后者则着力于将“制度演化和型构的过程”通过博弈论进行模型化处理。
经济理论进展的考察明确告诉我们，演化分析的发展最早是以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开始的。为了从总体上捍卫边际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支持者，以抵御反边际主义的批评，阿尔奇安、弗里德曼、贝克尔等人提出了市场过程的“自然选择理论”。并明确坚守了这样一种新古典立场的终极主张：即使新古典理论的“理性最大化”假设是错误的，它所预测的个人和企业、以及产业的经济行为的最大化趋势，也将会毫无偏差的发生。在他们看来，引入特定的组织形式或制度框架的主体事先可能并不知道（并且也许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形式将是最优效率的组织形式或制度框架，但竞争市场上的、经济的“自然选择”过程也能保证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会生存。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即使经济主体不符合理性最大的假设，那么市场中的“自然选择过程”也会帮助他们回归到这种最优效率的状态。因此，所谓“市场选择”的解释将理性最大化这支“魔术棍”，再次递给了神奇的“上帝之手”。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演化观对比于均衡观而言，在制度分析上更加具有解释力。其优势在于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制度变迁中的各种动力学因素。该范式在特定程度上依赖于系统论的思维，并且和进化论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系统演化所具有的非线性、分岔、以及不定向的特征，与已有制度变迁中的各种制度现实明显相容。只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关于演化动力的解释似乎需要从单一自然选择的“无意识演化”纬度，逐步转向承认理性参与的“有意识演化”这一视角。我将在第三章中对制度演化分析范式转换的两个阶段进行详细论述，他们是：（1）从新古典的结果均衡到“无意识”过程演化（这一转换从目前OIE和NIE制度范式的趋势上看来已经被启动）；（2）制度分析范式的第二个转换：从“无意识演化”到“有意识演化”。
通过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进展这些“无意识演化”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无意识演化尽管比新古典的均衡制度观存在明显得改进，但我们仍然无法解释制度演化中人类理性和认知的具体作用和角色，相反无意识演化的分析更大程度上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还原主义的社会应用，这种趋势不仅可能将社会进化问题的分析引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歧路，同时也会彻底将制度演化问题归于超验主义的解释。
为了改善无意识演化存在风险和缺陷，我将指出，我在本文中引入的生物学关于“人脑进化对社会制度型构的有意识参与”的理论，正是试图为“有意识演化”寻找一种认知参与的进化解释。在我的分析中，基于脑进化的认知论将被作为支撑制度演化过程中意识参与的认知论基础。该理论提供了人脑在交换纬度不断扩展的环境下，通过高于自然选择的“功能性适应”从而提升认知能力、形成语言，并产生群体行动而有效参与社会变迁过程的思路。这一思路将有助于我们在连接制度分析中——中断于哈耶克所提示的制度分析所需的“知识的理论”——的思维断点时，重新实现了制度演化思维的连贯性和逻辑分析的严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