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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虽然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已包含了部分商品生产，但它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一种经济。这种经济从根本上说并未脱出自然经济的范畴，虽然它已经是一种不完全的、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在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市场，具有不同于近代市场经济的特殊经济概念、经济现象与经济运行方式。作为封建地主制形成阶段的战国时代，又具有不同于封建地主制发展比较成熟阶段的若干特点。兹将这些特点在《管子》一书中有所反映者，略举数端如下：

一、“货”的多层次含义与用法

    “商品”这一概念是近世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商品和货币往往用“货”来表示。《汉书·食货志》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邓福秋女士据此认为“货”指货币或商品。时人已把布帛怍为自然经济瓦解后具有普遍性之商品，认识其既有“可衣”的使用价值，又有“分财布利通有无”之交换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后之经济学颇相吻合。又引《左传》、《孟子》文论证“货”字早在春秋战国时即指商品或货币[1]。

其实，“货”这个概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战国谈经济最多的《管子》一书看，“货”字的含义和用法比《汉书·食货志》的说法复杂得多，反映了一种更原始的观念。《管子》中的“货”起码有四层含义和用法：

1，泛指生产品或财物。如《权修》：“家(民家)与府(政府的仓库)争货。”泛指财物。《乘马》：“事不治则货不多。”“事”指生产，“货”指产品。泛指产品或财物时又往往以农副产品为主。例如《乘马》讲对农民实行“均地分力”政策，“与民分货”，即收获之农产品政府与农民分成，实际上是征收实物税。由于“货”出自农，《八观》又有“本货”之称。

    2，指粮食之外的其它产品或财物。如《八观》：“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这些“货”不包括粮食在内，但主要还是广义的农副产品，其生产有季节性，故称“时货”。

    3，指商品。《乘马》：”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进入了市场的“货”自然是商品。

    4，指货币。《轻重乙》：“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通货”可理解为用作流通手段的一般商品。

    “货”的这些含义和用法，根据何在，彼此有何联系，是如何变化发展的?“货”字是由“化”字演变而来的，两字原通。“化”有化生、化育之意。古人认为天地化生万物，即所谓“造化”。现代语言叫“自然再生产”。自然再生产的产品为“化”。古代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手工业则以农业产品或天然产品为原料，故其产品均可称“化”，即“货”。于是“货”成为一切产品或财物之泛称。这可能是“货”比较原始的含义。由于食物对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被人们突出出来，这才产生了粮食产品和其它一般产品与财物，即“食”与“货”的区分。人类社会之初，一切产品均直接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而生产，只是偶然地用于交换，自然不能产生区别于一般产品的商品的概念。如前所述，战国小农经济中已包含商品生产的成分。但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而且小农的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是纠结在一起难以分开的。当时社会上已存在从事个体手工业的小商品生产者，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不占主要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还未能创造出一个区别于一般生产和一般产品的，用以表示商品生产和商品的特殊的名词。在《管子》中一般产品和商品都用“货”来表示，区别它们究竟属于产品，抑或属于商品，只能根据具体行文中“货”是否进入市场，是否与商业活动有联系来判断。至于货币，《管子》一般称“币”，或直称黄金刀布，“通货”只是对货币性质的一种解释。但出土的齐国刀币中往往有“齐邦法化”或“即墨法化”等铸文，“化”即“货”，可见齐国货币确实称“货”。货币所以称“货”(“化”)，是因为它最初是利用珠贝金玉等比较珍稀的自然物充当的，是一种特殊的“货”(“化”)。郑玄注《周礼·大宰·九职》：“金玉曰货。”注《九贡》：“货贡，珠贝，自然之物也。”注《仪礼·聘礼》：“货，天地所化生，谓玉也。”颇得其古义。但这只是“货”中之一种，即后来被用作货币材料的特殊的宝货。

    《管子》中“货”的这种含义与用法，在春秋战国文献并非特殊情况。拿上引邓文提及的《左传》和《孟子》说，其中的“货”字，作名词用时指财货，作动词用时指以财货行贿赂[2]。《左传·襄公四年》：“贵货易土，土可贾也。”是说狄人重视财物，轻视土地，故可以财物换取狄人土地。“货”指财物，由于它用以交换土地，带有某些商品性质；但把它作为商品或货币专称则不妥。《孟子·公孙丑下》：“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意指无正当理由的馈赠是一种贿赂，这里的“货”与商品、货币无关。邓文的两处解释均属可商。最可注意的是《周礼》。《大宰》九职云：“商贾阜通货贿。”这里的“货贿”自可理解的商品。但又有“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之文，这些作为贡赋物的“货贿”则只能理解为一般的财物。《周礼》有时单用“货”表示商品，而不包括货币。如《司市》职文：“以商贾阜货而行布(指作为货币之‘布’)。”《大宰》职文“九贡”中又有“货贡”一项，与“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服贡”、“斿贡”、“物贡”并列。这里的“货”不是商品，不是货币，而是指珠贝一类可充当货币材料的特殊的自然物。《周礼》中是否有用“货”表示货币呢?《职金》职文中有“掌受士(主刑狱的官员)之金罚、货罚”的记载，郑注认为这里“货”指“泉贝”。是否确当，尚待研究。不管怎样，《周礼》中的“货”有多种含义，并未形成专指商品或货币的“货”的概念。这与《管子》情形相似，都是商品经济发展局限性的反映。

现在再回头看《汉书·食货志》。《洪范》八政是指八种职官，“食”和“货”是分别掌管粮食生产和其它生产的官。如把这是的“货”理解为商品和货币，则意味着殷代已有专管商品和货币的官，这是匪夷所思的。班固对食货作了新解释。他取了前代“货”的多层含义中的两种，一是以布帛代表食物以外的产品，二是以金刀龟贝代表的货币。布帛的功能是“可衣”，“金刀龟贝”的功能是“分财布利通无有”。如果认为当时人已认识到布帛作为商品代表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重性，未免把古人现代化了。但班固确实强调“货”的流通意义的。《汉书·食货志》上篇讲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这就是“食”，下篇讲以货币为中心的流通过程，这就是“货”。应该讲这是反映了对商品流通认识的一个新水平。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经济”一词，“食”“货”相连，即相当现代“经济”的概念，并形成历代沿用不替的正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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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福秋：《西汉前期的商业经济区和全国统一市场》，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 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辞典》第651页，中华书局l985年版；杨伯峻：《孟子译注》附《盂于词典》第449页，中华书局l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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