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其收成受自然条件等因素很大影响，其价格的升降有自己的规律而基本不受其它商品价格所左右。“谷为万物之主”，诚然包含了“五谷为万物中之最要者”(巫著中引唐庆增语)的意思，但不止于此，它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谷物价格对万物价格的主宰关系，故说“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就不是相对比价所能解释得了的。如果谷价变，其他物价不变，只是比价发生变化，这体现不了谷物的主宰地位。因为其它物价变了，谷价不变，比价同样可以发生变化。民以食为天，在古代以至近代，粮价对其他物价处于某种支配地位，不光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事实。问题在于，当粮食以外的其它产品主要由吃商品粮的劳动者制造出来的时候。粮价和其它物价的动态变化应该呈现正相关；但如果粮食以外的其它产品是由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小农经济作为副业生产出来的时候。粮价和其它物价的动态变化就会呈现某种程度的负相关。

    我在1988年论证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其商品性生产部分是以自给生产为支撑和依托的。当时我说过：

    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的商品主要来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的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以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的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的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5]

我对上引《管子·国蓄》文的这一解释，友人或以为非，我却深信不疑。兹作补充论证如下：

    论证之一：我在上文所讲的“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不但是当时农民的行为，而且是《管子》中政府的政策。

    上文谈到，在《管子》中，桑麻、六畜、草木等是农民重要副业，这些副业产品提供市场交换的比例较大，被称为“时货”。其重要生产基地是“山泽”。《八观》：“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但当时以粮食生产为主，为了保证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政府对以山泽为基地的副业生产实行限制。所谓“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以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八观》)《小问》：

    飘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通，年谷熟，籴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之时，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库，禁薮泽。……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之时，民贫且疫，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供其财。……

《轻重甲》在谈到在贾人乘时盘剥，“农夫失其五谷”的情况下，人君要“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因为“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通稽，刺取也)之，因以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假也”。由此可见，丰收之年，农民粮多富足，不必要生产和出卖许多副业产品，政府也采取某种限制副业的措施，于是出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权修》)的现象。根据供求规律，当是“谷贱万物贵”。荒歉之年，农民粮缺贫困，不得不多生产和出卖副业产品，政府也在政策上给予某些方便，涌向市场的非粮食产品增加。根据供求规律，于是出现“谷贵万物贱”的形势。

    论证之二：“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一价格变化规律，不但记载在《管子》书中，而且被战国的商人实际运用于商业活动之中。

    《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太阴在阳，岁德在阴，岁美在是。圣人动而应之，制其收发。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按。因这时谷贱而万物贵)，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财货，聚棺木(按，因这时谷贵而万物贱)，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6]白圭经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按，茧出在初夏，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这里所遵循的，仍然是“谷贵万物贱，谷贱万物贵”的规律。

还应指出，“谷贵万物贱，谷贱万物贵”作为战国时代突出的经济现象反映封建地主制形成时期商品经济虽有蓬勃发展，但其发展程度本质上仍十分有限。这时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依托和归宿的。加上战国小农一般占有的土地比后世农民为多，他们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地种好；小农经济中商业性副业生产的比重还不甚稳定，视粮食生产的丰歉为盈缩。“谷贵万物贱，谷贱万物贵”就是建立在这种条件上的市场之价格规律。封建地主制到了更成熟的阶段，如明清商品货币经济有进一步发展，这时，粮价的涨落就往往成为万物价格涨落的带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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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管子评传》第11章第4节。转引自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3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 如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564—565页说；“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谷物经常以一般等价物的姿态出现，其它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同谷物比价的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第324～328页。

[4]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第167～169页，中华书局l979年版；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第241～2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9年版。

[5] 《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缝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4～l5页。

[6]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第32页，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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