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注释：

1. 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 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 《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 《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6. 《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 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 《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 《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 《史记．太史公自序》。
13. 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 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 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16. 贾谊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下。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一系列的货币理论，理论丰富而有条理。贾谊这篇文章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提出，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帝及政府采用，但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3）武帝收铸币权于中央政府的时候，贾谊的意见大部份被采用。（可参阅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本，2002。）
17. 晁错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上。这篇文章中，晁错说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警句，并且提出「入粟受爵」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提出，实时被文帝采用为政策，办法是：人民可以将粮食送给政府（中央或边郡），政府根据人民入粟的数量给予不同的爵位（有罪者赎罪）。这一政策由文帝十三年（前167）实行，到景帝二年（前155）止。（详细讨论可参阅宋叙五着＜汉文帝时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讨＞一文。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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